《被賣掉的未來：拚經濟，不該拚掉我們的未來》／中華經濟研究所吳惠林研究員導讀－聽書 Reading by listening

《被賣掉的未來：拚經濟，不該拚掉我們的未來》

The Economics of Enough:How to Run the Economy as If the Future Matters

作者：黛安‧柯爾

原文作者：Diane Coyle

譯者：李璞良

出版社：好優文化

出版日期：2014/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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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中華經濟研究所吳惠林研究員

◎內容簡介

　政府沒錢？那就剝削年輕人吧！

　★房子買不起？薪水漲幅停滯？不敢想退休？

　　因為你的薪水、房子，你的未來，都已經被政府賣掉了，再算成GDP告訴你：經濟沒問題！

　★經濟要用拼的，因為成長沒有止境？

　　錯了！過度的經濟成長只會讓財閥更富有。有錢人會更有錢，有錢人之外的人呢？只會變窮。

　★還相信「薄利多銷」、「共體時艱」？你沒賺到的那些錢，最後都落入富人口袋啦！

　　面對即將被政府賣掉的未來，你我更得看看，黛安‧柯爾如何揭發真相、提出建言。

　　地球暖化、社會貧富差距擴大、政府債台高築、勞健保制度可能破產……

　　這些事全世界都在發生，但關我什麼事？

　請聽英國經濟學家黛安‧柯爾說明，你我的未來如何被賣掉——

　‧日本政府為了吸引外資，降低企業稅，卻提高消費稅。

　　為了拚GDP，賣掉人民薪資的購買力！

　　柯爾表示：拚GDP早就落伍了，政府該拚的是就業率。

　‧為了讓銀行正常運作、為了選舉承諾，紓困金與福利津貼成了各國政府最大的財務黑洞——稅是人人要繳，怎麼分配卻是政府說了算。

　　為了補財政黑洞，政府一定會要求人民延後退休、多繳稅金、甚至增加工時。

　　柯爾表示：未來政府債台只會越來越高、福利卻越來越差。享受不到福利的人民，為何要繼續繳高額稅款？

　‧美國GDP近20年幾乎年年成長，家庭年所得卻沒有任何長進。

　　獲利幾乎全進了企業口袋，人民卻連房子都買不起。

　　柯爾表示：貧富差距最嚴重會造成「階級隔離」，傷害「社會資本」。

　　為什麼各國政府都高喊要拚經濟，最後卻賣掉了人民的未來？

　　這些現象，台灣也正在發生。如果你再覺得事不關己，會發生什麼事？

　　柯爾說：「一旦清楚看見社會不會持續繁榮進步，民眾便會感到焦慮，並表現出哀莫大於心死的態度。」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她提出了「剛剛好經濟學」——

　還是要拚經濟，但不能只看GDP。因為只拚GDP就會太注重市場效率，但太注重市場效率　　就會導致貧富差距、衍生社會問題。例如貪婪之風會助長肥貓，導致薪資差距不合理地擴大；或技術官僚只看效率，就會創造「無感經濟」。

　改變政府制度，從網路參政做起。許多歐洲年輕人已經開始架設網站，邀請政治人物「踹共」，你不影響政治，民主政治就會被有錢人綁架，再回過頭來綁架你。

　盤點各國的「綜合財富」，努力儲蓄未來。一國資產除了「現金流量表」（每年的產值與支出），還要看「資產負債表」，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與社會資本。

　柯爾一語道破：所有的環境與經濟問題，都是政治問題（各國都知道問題所在，卻喬不好該怎麼解決），然而政治人物失去人民的信任，導致人民對政治冷漠，但這麼做的結果，只是讓自己被ㄠ得更凶！

　本書將告訴你該如何保護自己的未來——除非社會、經濟與政治都進行改革，否則你我的未來，註定會被賣掉。

◎名人推薦

　評論家│南方朔→專文推薦

　中華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吳惠林→專文導讀

　名人聯合推薦（按姓名筆畫排列）

　呂秀蓮前副總統

　台大經濟學系暨研究所│林建甫教授

　顧立雄律師

　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趙少康

　《紐約時報》、《金融時報》、《英國獨立報》、《國際事務雜誌》鄭重推薦！

　英國知名經濟學家霍華‧大衛斯（Howard Davies）：「本書會讓我們意識到許多問題，柯爾不但一針見血、功效十足，且洞若觀火。」

◎作者介紹

　黛安‧柯爾（Diane Coyle）。英國經濟學家，畢業於牛津大學，目前擔任英國國家廣播公司信託（BBC Trust）副主席，及曼徹斯特大學客座教授。著有《高尚的經濟學》（The Soulful Science）、《Sex, Drugs and Economics》，以及《無重量世界－科技和創意主導的年代》（The Weightless World）等書。她長年擔任英國財政部顧問，並經營一家Enlightenment Economics顧問公司。

◎目錄

推薦序　亂世的佳音　　評論家南方朔

導讀　　將「未來」還給子孫的關鍵處方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

前言　　拚經濟，不該拚掉下一代的未來

景氣會循環，但沒人想碰上不景氣

要拚經濟，同時得解決六個問題

資訊社會，拚經濟得重建「信任」

人民要快樂，經濟一定要成長

搞好經濟，得先釐清三要素

本書內容簡介

第Ⅰ部　高喊拚經濟，卻賣掉人民的未來？

第一章　快樂與拚GDP，哪個重要？

不景氣，誰會快樂？

其實，資本主義從誕生就被臭罵到今天

不滿足的蘇格拉底，勝過一隻快樂的豬

變有錢？我們其實又愛又怕

到底什麼是「經濟成長率」？

學不丹追求快樂，就會幸福嗎？

證據顯示：經濟成長，人民更快樂

但讓人民「有感」的，是「心流」

結論：政府要拚經濟，但不能只拚GDP

第二章　要救天氣，還是救經濟？

環保與經濟，可能雙贏嗎？

窮國與富國，誰該為暖化負責？

氣候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

氣候門醜聞，讓環保政策更難推行

一場經濟與生物學的世紀賭局，誰贏？

氣候政策也是社福政策

該怎麼定義「永續發展」？

今天的政策，怎麼考量未來？

GDP不夠，還要分析「綜合財富」

結論：所有制度都需要改革

第三章　舉債拚經濟，是賣掉人民的未來

窮國買債券保本？是幫有錢國家付錢

最大條國債：「紓困」金融業

政府付年金——得靠舉債

金融海嘯的債務

西方國家，怎麼會富裕到得跟中國借錢？

逃過人口爆炸，逃不過債務爆炸

舉債拚經濟，結果……

政府赤字會吃掉經濟成長率

你一定要知道，政府未來會怎麼做

一、減少社會福利，提高稅率

二、讓勞工晚一點退休

三、改善國家生產力？不太容易

四、開放移民、拚生育率

五、操縱通膨，變相不還債

結論：個人與政府，都得撙節過日子

第四章　貧富差距的社會問題

要求公平是一種天性

經濟學認為，利人是為了利己

金磚四國，窮人終於過上好日子

富庶的美國，竟讓窮人變更窮

當社會變得能夠接受貪婪……

美國工廠倒閉，中、印剪綵開幕

所得分配不均，窮人會負更多債

窮人比企業高層更容易罹患壓力疾病

貧富不均，最嚴重會造成「階級隔離」

結論：貧富不均會讓社會失去凝聚力

第五章　人人都得信任陌生人

以前，信任只出現在「圈子內」

現在，人人都得信任陌生人

信任：一種隱形的社會資本

科技越革新，我們越需要信任

科技改變了企業組織與生產力

國際組織該怎麼追上全球化的腳步？

科技讓城市成為交換創意的平台

在多樣化社會，該怎麼建立互信？

政府功能不彰，只好由企業來擔？

該如何解決信任問題？

第Ⅱ部　我們得幫未來想清楚三件事

第六章　我們該拿什麼來衡量經濟？

我們應該衡量什麼？

醫護、教職薪水只會越來越低

新科技迫使許多產業另覓收入

但電影與音樂產業並未因此萎縮

無形服務的產值，怎麼衡量？

除了GDP，還要納入無形經濟的指標

付出時間，是一種「禮物經濟」

結論：改變衡量，才能改變思考經濟的方式

第七章　衡量價值，不能只顧市場效率

是誰在反對市場？

誰說人是不理性的？

市場的優點，就是效率

市場與政治的關係，比你想的更密切

市場至上，社會就會追求貪婪

市場不該凌駕於道德之上

那……市場是怎麼失靈的？

技術官僚只看效率，不看整體

結論：重視每件事，就會錯失最重要目標

第八章　制度不是死的，必須與時俱進

民選政府思考的是連任，不是你我的權益

民營化，政府服務就會變好嗎？

改革老是失敗，人民要怎麼信任政府？

市場與政治，必須相輔相成

科技進步了，制度得跟上

但民主政府幾乎全被有錢人綁架了

怎麼解決？用網路請政治人物「踹共」

結論：改革制度的三個原則

第Ⅲ部　未來，是可以儲蓄的

第九章　十步驟，落實「剛剛好經濟學」

一、衡量方式的改革

二、用政策引導社會價值的改變

三、政府改革，可以從「網路參政」開始

下一步，該怎麼走？

「剛剛好經濟學」的十步驟

◎推薦序：〈亂世的佳音〉──評論家南方朔

　自從金融海嘯以來，全球的經濟學界、經濟評論界甚至於思想學術界，都對當代經濟學做出種種思考。

　就以最基本的經濟學教學而論，在法國、英國和美國若干精英大學率先倡導下，已出現「自閉經濟學」（Autistic Economics）及「後自閉經濟學」之說。它指出當代的經濟學已愈來愈不切實際，只是隨著所謂的市場起舞。因此他們主張一種「後自閉經濟學」，恢復經濟學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科學的地位。課程要多元、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尤其是要對經濟學動輒用數學來包裝，來冒充科學一定要有反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 Krugman）甚至於還指出「當代的總體經濟學，不但無用甚至還有害」。

　除了對經濟學的教育做出反思外，當代經濟學主要學者如史蒂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薩克斯（Jeffrey S. Sachs），以及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等，都對當代經濟的主要問題，如一切都向資方傾斜、經濟的效力日益不對等、貧富差距趨於擴大、失業日益嚴重等提出了他們的批判。這些學者的著作，台灣差不多都有了譯本，如果我們能熟讀這些著作，不但對當代西方經濟的問題能有所悉，對台灣經濟亦能夠增加反省的能力。

　除了對經濟學教育，以及對當今經濟問題做出反省外，個人認為更重要的，乃是對當今經濟問題去做思想性的深層反省。當代歐洲主要思想家：法國的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指出，當代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其實乃是1980年代保守主義革命的延長，已變成一種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有權有錢就是有本領，失敗者就是沒有競爭力，這也是一種國家退化的機制，國家調控的功能廢弛；因此當然貧者愈貧，富者更富。另外，在國際上，則是少數幾個宰制型的國家將它的影響力擴張到所有國家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別的國家已不能決定匯率和利率，只能任由擁有大量資金的投機金融進出炒作。因而當代的經濟已合理化了絕對的貪婪。當代學者討論新自由主義的極多，但像布赫迪厄這麼清晰，具有哲學深度卻很少。他是從更廣泛的人類價值著眼，對當代走偏了的主流經齊作出哲學性的批判反省。

　正因為整個經濟界已對當前的經濟不滿。所以今年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遂以貧富不均和失業作為主題。「世界經濟論壇」一向是討論財富、經營和創新等問題的論壇，這次開始討論失業、工資低落、富人避稅逃稅等政治經濟學的課題，足見全球經濟生態的惡化程度，已使得經濟界的上層人物已開始擔心。

　在談過當代學者和經濟界重要人物對經濟現象所做的批判反省後，我就要提到英國伯明罕大學及荷蘭伊拉斯穆斯大學教授貝克豪斯（Roger E. Backhouse）不久前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所出的《現代經濟學的疑惑：科學或意識型態？》，貝克豪斯為當代著名經濟學者，企鵝文庫的《經濟學史》即由他所寫。他在《現代經濟學的疑惑：科學或意識型態》中即指出，當代經濟學家已成了意識型態的俘虜，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就以全球化論開始時，經濟學家只是人云亦云的宣稱全球化會帶來福祉，而不能研判它只是一種商人的意識型態，於是全球化會帶來福祉的說法就成了一種空洞的許諾，整個經濟的邏輯遂日益向資本傾斜、不平因而無限擴大。

　貝克豪斯教授在書中除了自己的論證外，他也對當今的學者和評論家做了概括性的評論，在該書裡，他就對英國當今主要經濟評論家、學者和智庫人士黛安．柯爾（Diane Coyle）做了相當的推崇。黛安．柯爾女士，乃是台灣並不熟悉的重要人物，她是個具有高度思想性的經濟評論領袖。因此，這次台灣終於把她的新著《被賣掉的未來：拚經濟，不該拚掉我們的未來》介紹給國人，實在讓人覺得欣慰。

　十九世紀的英國評論家和歷史家卡萊爾曾經說過經濟學是一門「沉悶的科學」（Dismal Science），這已成了一種經典的比喻。但黛安．柯爾對此不能同意，她認為經濟學是一種有助於人們去了解所有事情，因此經濟學應是一門「有熱情的科學」（Saulful Science），因此經濟學應對成長問題有創新性的理解，據以形成政策，使貧窮成為歷史。因此她認為經濟學教育一定要全面，不斷與時俱進，經濟的學生才能夠趕上時代，了解世事。因此貝克豪斯認為黛安．科爾是一位具有創新思想能力的經濟評論家，她的文章著作都是寫給經濟精英份子去讀的。

　就以這本《被賣掉的未來》而論，它就有振聾發瞶的效果。她在書中指出，當代經濟已走向了拜物型的成長死胡同，而對無形的品質成長已缺少思考能力，並用過度的金融化來膨漲需求，而整個國家和市場的運作又向資方傾斜，最後當然造成環境加速破壞，財團獲利擴大，所得日益不公，賠掉環境，社福以及子孫的未來。因此，她強調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價值，而她所謂的「可持續發展」並不只是近年所謂的環境可持續，而是整個社會的可持續，國家的可持續，人性的可持續！

　因此，黛安．柯爾這本著作實在值得人們注意傾聽。尤其是台灣的我們，今天的台灣已百孔千瘡。整個經濟全都亂了套，台灣的弊病在本書書都一一被點到，因此無論學者，一般人士，特別是經濟官僚，都應仔細拜讀本書。黛安．柯爾所發出的，乃是亂世的佳音！

◎導讀：〈將「未來」還給子孫的關鍵處方〉──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吳惠林

　近十年來，我的青年時代被視為八股的兩句話時時螢繞在心頭，那是「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特別在全球已將「永續發展」作為追求目標的現時，這兩句話更顯現其深意，它也是永續發展的最佳詮釋。不過，對照現實人間，早已脫離得好遠好遠！

　被偷改的「人『若』為己天誅地滅」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幾乎已成為現代人的座右銘，由此可知，現代人生活的目的當然是為自己、謀自己的最大利益，不但不為他人的生活著想，還用盡各種手段將別人的資源搶過來為己所用呢！殊不知這句話是由古人的「人若為己、天誅地滅」偷改過來的，將「若」改為「不」的一字之差謬以千里，意義完全相反，也完全反應當代人「偷、搶、騙、貪」的特質，如此的作「假」成性，且弄假成真以為做壞事的藉口。除非將「自私自利」轉回「利人利己」，否則「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境界豈只遠在天邊而已？

　「人口老化、高齡化」以至「人口斷裂」已是各個國家面臨的最嚴重問題，它也是反映小孩子愈來愈少的現實，是生育率降低所致，也凸顯出「生兒育女」被當代人丟棄，不只父母不願生兒育女，甚至於青年男女的結婚意願也愈來愈低。如此一來，小孩愈來愈少，人口也愈來愈少，那麼，「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也就是空話了。為什麼結婚和生育意願愈見下滑呢？

　在「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不被當代人認同，「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也被當代人丟棄下，「永續發展」也只是「黃梁一夢」罷了，不必天災人禍來毀滅地球，也球人已自我了斷而絕後了。如此一來，「一代傳一代、代代相傳」都不可能了，何來「下一代比這一代活得更好」？

　買回「被賣掉的未來」

　眼下的人間正處在這樣的情境中，氣候變遷地球暖化、工作難找報酬低、生活苦悶、活不下去愈見普遍，而債務纏身的「大債時代」更是活生生的寫照。在「寅吃卯糧」下，不但自己入不敷出，還向同代的親朋好友賒借，如今更以種種社會福利年金制度和公債等向後代借貸，「債留子孫」戲碼正在全球熱烈上演。當代人不但出賣了自己的未來，還將未來的子孫及其未來典當了。

　如何旋乾轉坤，將「未來」找回來，讓「永續發展」得以實現，是當代人現時的重責大任，更是刻不容緩的任務。但，良方何處尋？黛安．柯爾（Diane Colye）最新著作的這本《被賣掉的未來──拚經濟，不該拚掉我們的未來》（The Economics of Enough）及時提供當代人一帖關鍵處方。

　本書分成3部，第1部質疑拚經濟卻賣掉人民的未來，以5大章進行剖析。第1章肯定拚經濟讓經濟成長會讓人民更快樂，但以GDP衡量經濟成長卻讓人民「無感」，這是目前赤裸裸的現實，癥結就在沒能含括無形資產，所以拚經濟不能只拚GDP。第2章則對環保與經濟的兩難進行剖析，得到必須改革現有制度，讓今天的政策考量未來，達成環保和經濟雙贏的永續發展。第3章針對政府舉債拚經濟，以「賣掉人民的未來」進行批判，獲得個人和政府都得撙節過日的結論。第4章就當前最熱的貧富差距這個社會問題詳細解析，引出「利人利己」的道德課題來防止階級隔離的惡化並修補社會凝聚力。第5章則就「信任」這個隱形「社會資本」的喪失及其惡果作了詳盡分析。

　釐清「市場妖魔化」平反「自由市場」

　本書第2部就第1部所歸結的諸種待解決的問題，認為要妥善處理必須想清楚3件事，各以專章來說明。第6章解析「我們該拿什麼來衡量經濟?」這件事，指出「改變衡量，才能改變思考經濟的方式。第7章討論「衡量價值，不能只顧市場效率」這件事，這一章非常精彩，讀者有必要特別仔細看並好好思考，作者針對「把市場妖魔化」的說法予以導正，為自由市場平反，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作扼要剖析，指出「民主和資本主義攜手並進」、「市場和政府分工合作」、「將信任（道德）導入市場運作」，使效率和公平雙雙達成。第8章則就制度改革必須與時俱進，特別呼籲全民參與，並善用網路參與方式修補投票率低落的缺失。

　最後一部只有小小的一章，就改革衡量方式、用政策引導價值觀改變，以及從「網路參政」改革政府這3大關鍵課題，提出「剛剛好經濟學的10步驟」來進行，以「現在的儲蓄創造未來」，讓永續發展實現。

　「把人找回來」的一本書

　總之，這是一本非常有啟發力的書，更是一本「把人找回來」的書，對貪婪成性、道德敗壞、受物慾腐化致人心沈淪的現代人不啻是醍醐灌頂，具有警世作用。1973年修馬克（E. F. Schumacher）出版的《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提出「自我設限、自我節制、知所侷限」作為賦予生命、保護生命的動力，期勉「新經濟學」宜基於「經濟發展只能『到某種程度』；生命只能複雜『到某種程度』；追求效率或生產力只能『到某種程度』；使用無法再利用的資源只能『到某種程度』；完整人性對細密分工只能忍受『到某種程度』」；以『科學方法』代替一般常識只能『到某種程度』。」的認知。

　41年之後終於有黛安．柯爾秉承修馬克的期許，基於修馬克列舉的認知，以這本書作為回應，提出「找回未來」的關鍵處方，是每個地球人都該一讀的好書。

◎內容連載

前言：〈拚經濟，不該拚掉我們的未來〉

2007年9月，我姊問我是否該把銀行存款提領出來，放到其他地方；又問我應該存在哪裡，晚上才睡得著覺。原來歷史重演，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編按：英國第5大貸款機構，大量放貸無頭期的房屋貸款，情況類似美國的房地美與房利美）發生擠兌，電視新聞上焦急的存款戶大排長龍。

當時我告訴姊姊，政府一定會對所有存款戶做出擔保，否則無異於政治自殺。可惜她聽不進去，慌忙加入擠兌行列，但最後果然不出我所料，英國政府接管了北岩銀行（編按：9月14日北岩銀行發生擠兌，9月18日存款便獲得擔保，但4天內儲戶已提領20億英鎊，相當於北岩銀行存款的8％）。

1年後，2008年9月，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無預警地倒閉，並引發全球金融海嘯，一向擔綱金融系統「引擎室」的銀行間市場（the Interbank Market，編按：指銀行間的同業交易市場，包括外匯與貨幣市場）瞬間停止了運作。

銀行間市場如果停止運作，銀行之間的拆借市場（指銀行彼此互調頭寸）也會跟著停擺；這表示當銀行準備金不足，消費者無法透過信用卡或支票進行交易或支付帳單，企業也無法透過銀行支付費用或發放員工薪資，如果情況繼續惡化，將造成全球經濟陷入全面停頓。

金融系統憑藉信任而運作，而所有的經濟活動都仰賴金融系統的正常運作才能進行，但在這場金融風暴裡，信任幾乎一夕蒸發殆盡。

景氣會循環，但沒人想碰上不景氣

本書要談的不是金融危機，只不過這場危機觸發了許多學者專家，開始提出一些基本問題，例如經濟的架構應該是什麼？經濟和我們所嚮往的理想社會，究竟該有怎樣的關係？而本書所要探討的，是長期而言，該如何確保政府、個人與企業的作為都能促進全民福利，同時保證今天享受的成果，不是以犧牲未來為代價。

可以確定的是，這不是一個世代就能解決的問題。如今西方經濟搖搖欲墜，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所有問題都難以搞定；換句話說，我們是在全球充滿不確定性的背景下面臨這些困境。目前我們欠缺的是對問題的精闢分析，以及能因應經濟與社會挑戰的新制度，甚至更基本的政治架構問題，好一舉解決長久以來我們對到底該怎麼做的各種爭辯。

在許多國家，民調都顯示人民不信任政府與政治人物，也沒有什麼顯而易見的政治程序或願景能達成民主共識。政治問題不是被壓縮為成管理能力問題（哪個政黨或領袖做事最有效率？），就是被簡化成痛苦的政黨惡鬥（每個政黨都不問是非地彼此攻訐）。所以在本書，除了「剛剛好經濟學」，我也會提出「剛剛好政治學」，來討論政府該如何因應經濟挑戰。

在某些方面，政治問題甚至比經濟議題更迫切，因為過往經驗顯示，當處於巨變和充滿不確定的時代，政府如果不能為擺脫當前困局指出一條明確道路，人民便會被不理性和暴力的反應所支配。在此，我得明白地說，在政治上區分左右的做法是過時之舉，因為無論左派或右派，對經濟前景都沒有一張明確的新藍圖——不過到了本書最後，你會清楚看見答案。

任何不景氣都不受歡迎，因為人民飯碗會不保。儘管有跡象顯示全球經濟正在邁向復甦，但金融系統至今仍仰賴政府的大規模紓困，有些銀行甚至被收歸國有。

在歐洲，經濟仍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例如希臘政府能否清償國債？失業率會攀升到多高、持續多久？況且這波金融海嘯造成的災情，是經濟大恐慌（Great Depression，編按：指1929年到1933年之間的全球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復甦之路勢必相當漫長。雪上加霜的是，許多國家都面臨削減開支、加稅及政府債台高築等問題，因此在未來幾年，就業市場上很難看到新的工作機會增加了。

其實，打從實施資本主義經濟以來，金融危機便頻頻發生，只是有些為期較短、規模較小，有些則釀成大災而留名青史。從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編按：英國的南海公司成立於1711年，該公司獲得政府特許，可獨家在南美當時的西班牙殖民地進行貿易。為了回報政府，該公司擔下英國在戰爭期間欠下的財政赤字。隨後因市場「認為」該公司握有黃金與其他貨物的專賣權利，股價不斷被炒作，乃至高不可攀而泡沫破碎，最後造成金融市場崩盤）、1929年的華爾街大崩盤（Great Crash，編按：美國史上最嚴重的一次股災），到我們最近所經歷的金融海嘯，都是比較嚴重的金融危機。

也因為這樣，打從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學者專家便對資本主義的優缺點爭論不休，其中當然包括景氣衰退的問題——市場經濟並不穩定，而追求繁榮的代價，就是不知何時會面臨衰退（編按：經濟學中有一種理論，認為景氣循環分為繁榮、衰退、蕭條、復元四期；任何經濟體只要採行資本主義，一定會面臨景氣衰退的問題）。

拚經濟，也得解決6個問題

金融危機促使許多經濟學家開始重新檢視「景氣不穩定」的長期問題，但除此之外，全球最富裕的經濟體還面臨許多其他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往往環環相扣。

大部分的已開發國家人口快速老化，高齡人口的養老年金與健保支出加重了就業人口的財務負擔；與此同時，許多國家的就業人口，比例卻有下滑的趨勢。在2次大戰出生入死的那一代，已獲得國家的獎賞，這些獎賞包括國家提供的許多福利；至於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戰後嬰兒潮，則不但擴大了養老年金與健保計畫的規模，更受惠於由他們占人口結構的比例極高；換句話說，為了爭取他們的選票，其享受的福利全由政府負債買單，其中有些福利已受法律保障，有些則是政府尚未兌現的承諾——在未來，這些承諾肯定會跳票（編按：台灣截至2013年12月為止，政府共負債21兆元，主因是退休與社會保險制度，使得國人平均每人負債90萬元）。

國家的財政壓力不但會引發政治上的摩擦，還會掩蓋社會貧富不均的問題。英美過去25年的貧富不均非常嚴重，其他富裕國家雖然沒那麼嚴重，但也有貧富不均的問題，這會在不同群體之間導致社會認同消失。

目前已有證據顯示（無論是否與貧富不均有關），社會凝聚力——或稱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編按：指在社會結構中，由成員的價值觀、信任、情感與規範所建立的關係網絡，這種社會資源有利於增進社會凝聚力，並促進經濟與永續發展）——已經遭到極大程度的破壞。其中有些是政治上的證據，如選舉投票率逐年下滑，或民意調查頻頻出現對政府機構的負面評價等等。

此外，民調證據也顯示，從前備受尊崇的某些職務或組織，從記者、警察、地方政府乃至於大企業，其地位也不斷下滑。還有，幾乎所有富裕國家的受訪者，都表示他們越來越難信任別人了。

還有氣候變遷的問題。各國都在爭論到底得做出何種程度的改變，才能避免氣候導致的環境災難，目前這方面全球仍未達成共識——有些人自信滿滿，全盤否認氣候變遷正在發生，而且持此觀點的人數日漸增多；有些人爭論氣候變遷的威脅究竟會到達何種程度？是否表示我們得放棄過去的生活方式？或展開對新能源技術的投資？在本書，我只會談到氣候變遷的若干層面，因為本書的主題畢竟不是環保，但我認為所有人都會同意，探討經濟問題時，把環境的永續發展納入考量非常重要。

資訊社會，拚經濟得重建「信任」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資本主義自誕生以來，危機就沒有少過，而近期這一連串危機的推手，是1970年代末期以來，新科技的發明造成社經結構的巨大改變。在資訊科技的帶動下，無論是企業的組織型態或經濟體彼此的關係，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些改變打破了以往經濟中盤根錯節的層層關係，摧毀不少企業與工作機會，但同時也創造了許多新的企業與工作機會。

比方說，資訊科技改變了金融系統，使得任何經濟衝擊在全球都能瞬間擴大。過去沒有任何新科技像電腦或手機，能這麼快就價格下降、迅速普及，因而我們不可能猜得到，它們最後會對世界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不過科技產品的價格下滑以及它們對經濟成長的影響，都顯示這些新科技比工業革命時期的新發明（如蒸汽機與鐵路）更加重要。

資訊科技也徹底改變了企業的組織、產品製造方式，及消費者所能購買的商品與服務（編按：以下兩者合併簡稱為商品）。比方說民眾取得資訊的門檻變低了，因為資訊科技使得資訊的存取變得更加便利，讓使用者可以更快、更準確地取得所需訊息，再根據資訊做出更好的決策。於是，中央集權式的管理方式顯得無效率，分權決策模式因此興起。

這說明了1960及70年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企業拜倒在矩陣式組織或網狀組織的魔力之下——但仍有許多組織遙遙落後，尤其是政府單位（編按：這兩種組織都不像傳統的科層組織，所有決策必須層層往上報。網狀組織是將組織層級打散成一張網，每個網點均能獨立運作，並依據任務需要機動組合；矩陣式組織則是專案導向，從不同部門中調集人手組成團隊，由一位專案經理負責領導，專案結束後便各自回到原來工作崗位）。

新科技也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雖然開放貿易邊界（編按：指從海外進口商品）的法規鬆綁，本來就有政治誘因（編按：因應歐盟的誕生），但如果沒有資訊科技，過去25年，各種商品與勞工在全球的「乾坤大挪移」便無從發生。

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結合起來威力無窮，但為了因應這兩項變化所產生的國家政策卻跟不上腳步，目前只有少數國際組織可以處理這些問題——你只要想想，光是在減少碳排放量上要讓各國取得共識、或是整合各國的金融規範，有多少障礙需要突破的話，就會發現此言不虛。

更重要的是，新科技意味著經濟要運作良好，將更仰賴「信任」。任何交易若要超越以物易物或實體商店的接觸型態，就得仰賴信任。在現代，信任不但更加必要，也更加脆弱，但如果要因應新科技的挑戰，我們在制度上就得設法強化信任──在龐大又複雜的社會中，這包括人與人、人與組織之間的信任，也包括所有人對未來前景的信心。

總結上述內容，已開發國家正面臨一連串重大挑戰，但政策上卻未能做出回應，反而大量預支未來；無論是透過舉債來挹注當前的支出，還是無節制地消耗天然或社會資源，我們都在犧牲後代子孫的福利。

想要解決這種困境，必須雙管齊下，不光解決經濟上的挑戰，還得建立政治程序，讓種種解決方案得以落實。因此，從根本上講，經濟危機也是政治危機，如果沒有在政治上修正制訂政策的程序、讓人民接受不得不然的困難抉擇、賦予這些抉擇合法性，是無法解決經濟危機的。

但如今各國人民對政治都近乎絕望。許多想為國家做事的人才都願意從政，但滿腔熱誠卻被大眾的態度澆熄，我們很難建立可以贏得共識的政治制度及政策，連制訂政策的程序都很難。這種制度上的「僵化症」就像擋在路上的石頭，讓有效的政策無法順利執行。

金融危機發生後，不景氣便隨之而來，我們現在只能祈求不景氣能為政治改革鋪路。正如美國知名政治學者班傑明‧巴博（Benjamin Barber）所說的：「歷史上不乏如史詩般壯闊的時刻，但往往出自大災難的發生，並聽任重要的政治改變出現在我們眼前……今天我們正置身於這樣的關鍵時刻，我們會利用它來重新思索資本主義的意義嗎？」

人民要快樂，經濟一定要成長

金融海嘯發生後，全球的反省聲浪之一，是認為我們應該放棄追求經濟成長，畢竟為了拚經濟，我們才會消耗天然資源、造成全球暖化、陷入負債的牢籠，何況許多證據顯示，經濟成長不會令人更快樂（happy，編按：亦有人譯為「幸福」，後文兩者並用）。

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在探討快樂的成因，如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即訴諸積極的社交活動、全神專注於工作，及追求幸福的自由等，這和某些經濟學研究的結果不謀而合，後者認為就業、婚姻、信仰、政治自由及收入等等，都是快樂程度的重要指標。

不過，這個主張有個很大的問題：他們所定義的快樂不會與經濟一起成長，經濟成長也不會讓人變得更快樂。此一主張假設長期而言，經濟可以無限成長；但在從1-3的快樂等級調查中，3分就是上限了（在英美等國家的調查，平均都高於2分）。

其實預設快樂程度能與經濟同步成長，就好比預設人類身高會跟著經濟成長率一起拉高一樣，完全不切實際。事實上，經濟成長率與人類平均身高之間只存在著間接關係，沒人否認它的存在，但歷經200年的資本主義洗禮後，人類身高也沒長到600公分，不是嗎？

然而，經濟成長率與快樂的相關性，確實比跟平均壽命的關係更強烈。「經濟成長」聽起來很抽象，但實際上代表消費者可取得的商品越來越多，因而更可以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

訴諸快樂無關經濟成長的一派，如美國知名的社會學教授貝瑞‧史瓦茲（Barry Schwartz），便在其暢銷書《只想買條牛仔褲：選擇的弔詭》（The Paradox of Choice: Why More Is Less）問道：我們真的需要這麼多種牛仔褲以供選擇嗎？他在書中表示，太多選擇會讓人更不快樂。

不過，毛澤東也反對選擇，他認為中國人都應該穿同款式的服裝。請問如果有哪位教授或領導者決定了我們可以購買的選擇，聽起來像是快樂的處方嗎？過去這些年，消費者從可取得的新商品和更多樣性──換句話說，就是從經濟成長上所得到的幸福──是相當驚人的，包括新口味的麥片粥、各種書籍、可豐富我們生活的音樂，以及新的健身器材等。

所以，讓經濟停止成長並非解決之道。降低消費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或許可以解決貧富不均所衍生的問題，如「炫耀性消費」導致消費者身負超出還款能力的信貸；但顯然這一派人的願景，是打造較溫和的競爭環境，鼓勵民眾為了多點時間跟家人和朋友相處，不妨少加班、多做點休閒娛樂，甚至進行非生產性的志工活動。

經濟不景氣會讓這類放慢生活步調的訴求很容易引發共鳴，但我認為這種訴求有很大的侷限性──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想像世外桃源、歸隱山林並不是務實的提議，不管它多能引起共鳴都一樣。

另一方面，為了提升人民生活水準而維持經濟成長，只會讓前述的種種難題變得更加棘手。我們至少得參酌過去20年的情況，努力不消耗現有資源，並減少消費，只是這麼做會拖慢經濟成長的腳步。此外，要想償還政府為了選舉承諾而製造的赤字，追求經濟成長也有其必要。

從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編按：以下簡稱OECD）可以看到，拜科技革命之賜，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許多國家的經濟已有長足進步，卻無法預防各種後遺症，例如過度消費、天然資源枯竭，以及未來納稅人必須償還的高額國債。所以，即使選民都期待經濟不斷成長，政府也得實施某些可能短期內會抑制經濟成長的政策。

搞好經濟，得先釐清3要素

如何才能在現在的經濟成長率與後代的福利之間取得平衡？要解決這個難題，需要先釐清3個要素：衡量、價值與制度。

首先，在第1個要素裡，我們必須承認，目前所有經濟體都欠缺統計上的衡量指標，來確保所有政策都充分考慮到未來世代。最近有許多人主張，必須找出衡量經濟現狀的其他指標，來彌補GDP的不足，而且有些國家已經在進行了，其中以澳洲最為積極。

此外，我們也要重新衡量與定義財富，例如多方考慮經濟體的天然資源、人力與社會資本，來檢視經濟體的財富或累積的資產，以及每年的所得流量等等。不過，這種主張只應付得了統計上的不足，現在經濟結構正在劇烈改變，新科技的衝擊以及貧富差距的日益嚴重，代表在美國這類經濟體中，大多數的經濟成長都是無形的。比方說服務業的成長，是製造業產值提升帶動的，問題在於傳統的統計跟不上經濟結構變化的腳步，無法衡量無形經濟的成長，以致許多數據遭到低估。

在經濟當中，越來越多區塊無法以傳統標準來衡量。事實上，當一個經濟體所生產的商品不再以有形商品為主時，就很難界定何謂「生產力」。在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無形經濟體中，我們得徹底改變過去的思維，才能衡量當中每件事物的價值，但由於我們還在沿用製造業時代的生產力定義，所以經濟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遭到系統性的低估，而且這樣種情況相當普遍，正如同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員，其價值也遭到低估一樣。

例如從事表演藝術的人，按照工業時代的標準，則1年最多只有365天可以登台表演，自然不能變得「更有生產力」；又如護理人員如果必須照顧更多病患，實際上生產力反而會降低而非提高，可見統計數據無法反映真實情形。在網路中，數位產品可以顯示無限的生產力（複製不需成本），但如果它們在價格上也是免費，或許就不會限量生產。在上述這些案例中，並不適合以過去的方式衡量，實際上，這讓我們難以用貨幣來衡量它們的價值。

這個問題將直接導致第2個要素，就是釐清經濟及政治的價值與目標的取捨。經濟學有一套基本的價值取捨方式，稱為「三擇一困境」（trilemma），意思是理想上我們應該盡可能「有效率」地運用資源、「公平」地分享資源，同時盡量容許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選擇」，但實際上我們最多只能達成上述3項目標中的2項。如果我們選擇「有效率」地運用資源、以提高經濟成長率，就會向市場經濟傾斜；如果我們想追求更大的「自由選擇」，就會阻止公平的實現。

想要公平與效率，就得犧牲個體的自由，就像「新教工作倫理」（Protestant work ethic，譯註：強調勤奮工作是神聖的使命，工作不光是為個人成就，更是造福社會的一種責任）推動了資本主義的初期成就，然而當時人民努力工作，絕非只為提升個人生活水準，這種曾為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美好成果的價值已經遭到嚴重破壞，如今個人主義當道，個人為了滿足眼前的短暫期望，使得價值過度傾斜於「自由選擇」。為了導正這樣的結果，在剛剛好經濟學中，我必須強調互利共生與忍耐的價值。

前述的「三擇一困境」解釋了它們為何會成為世界邁向資本主義經濟的先天性動能，共產主義的鼻祖馬克斯和恩格斯（Engels）認為，資本主義本身隱含了自我毀滅的種子，其他學者則把這種「三擇一困境」過程，視為「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其中又以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最赫赫有名。至於我個人則認為，我們得因應包括科技在內的各種情勢變化，調整經濟政策和其制度架構，才能在效率、公平及自由這3個目標之間恢復平衡。

「政府」和「市場」究竟各司何職？由於太過複雜，一般人對這兩個角色早就混淆不清，尤其金融危機迫使政府介入金融市場，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認為「自由市場」已死；此外，大部分交易都是在法律與政府的規範下完成的。在某些特定情況下，這些法規多少會產生限制，因此在這方面沒有「自由」可言。

經濟制度的種類很多，「市場經濟」只是其中之一。在多數情況下，要安排各種交易，最有效率的做法便是透過市場進行；至於由政府下指導棋而產生的「計畫經濟」，最後會證明完全是場可怕的夢魘。

對看盡市場失敗案例的經濟學家來說，這並不讓人意外；不幸的是，市場失敗只會讓政府更難達成他們想要的成果，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工廠製造環境汙染：製造汙染的工廠，其產品定價不會反映汙染環境的代價，工廠也不會產生停止排放汙水的誘因。

儘管理論上政府可以對工廠強制課稅，但政府通常掌握不到足夠的資訊，判斷該訂出怎樣的課稅標準。在實務上，政府比較可能的做法是對汙染量訂出上限，但這些「上限」可能很難確實執行。如果汙染的消息沒有走漏，政府不可能採取果敢的行動。

總之，無論是政府或市場，這種外部效應都會讓他們難以取得理想的成果，這也是為什麼當某個制度出爐後，還會冒出許多其他制度，來對付外部效應或資訊短缺的情況。

有效的制度會設法整合每個人的利益，交通號誌燈便是絕佳範例：在大多數的時間，服從紅燈指示幾乎符合每個人的利益，否則可能會被交通意外拖累，因此，好的制度大都是自我約束下的產物。

這就把我們帶到第3個要素，也就是隨著資訊時代來臨，我們必須改變制度以適應新的經濟架構，尤其是政府的制度及集體決策的程序。人類需要一套架構，好讓每個人能在複雜的社會裡安然生活，「政府」是我們賦予此架構的名稱，「政府功能」則是社會學家用的辭彙。

不過，任何國家的制度，速度上都無法與現今所能存取的資訊同步，而且實施政策的過程都不再能獲得適法性（編按：指符合法律規定；這是因為法規的改變往往落後於時代的改變），使得政府在做出艱難決策時，很難獲得共識。更糟的是，某些民主政體讓黨派利益凌駕一切，就像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其他國家，人民會對不同黨派的管理能力等問題，展開痛苦但毫無意義的唇槍舌戰，這些論戰從政治理念或意識型態的角度來看，其實差異有限。因此，我們有必要針對共同的信念和任務的優先次序，找出一套適合的政治討論方式。

科技遲早會淪為政客用來吸引選民的手段，目前也確實出現了這種現象。但只要我們能正確地衡量未來的需求，也能運用新科技為當前的選擇做出決策。正確的制度能讓我們跳脫中央集權式的階級制度來做出決策，讓市場和政府之間產生良好的相互作用，如此一來，我們不但會比過去更有生產力，思慮也更周詳，甚至能把經濟活動中那些科技上的劇變也納入考量。

我們需要政府和市場都發揮良好功效，然而一到現實世界，卻往往會在相同的環境裡步入失敗。這是因為任何制度都會面臨交易成本與資訊不對稱的問題，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愛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Ostrom）和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研究，就聚焦於制度與交易成本的問題。目前因資訊科技的誕生而徹底改變的世界，正在每個經濟體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而且這場革命，我們至今只走了一半路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