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混淆的臺灣史：1861~1949之史實不等於事實》／作者駱芬美教授導讀－聽書 Reading by listening

《被混淆的臺灣史：1861~1949之史實不等於事實》

作者：駱芬美/著；蔡坤洲/攝影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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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作者駱芬美教授

◎內容簡介

　原定臺中省城為何轉移到臺北？

　臺灣人也愛抽鴉片？裹小腳？

　吳鳳捨生取義竟是教化樣版？

　11篇精采翻案，真實還原近代臺灣歷史的面貌

　臺灣地理位置特殊，歷經大航海時代，國際貿易發達，17世紀曾被荷蘭、西班牙統治；明鄭敗亡後，納入清朝版圖，後來因甲午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本，開始了長達50餘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本書以主題為縱軸、以時間為橫軸，立體架構真實的臺灣社會面貌；以生動故事敘述方式、配合珍貴圖片說明，完整呈現近代百餘年來的臺灣歷史真相

◎名人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宋光宇（佛光大學生命與宗教學系教授）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孫偉鳴（九八新聞臺臺長）

　曹永和（中央研究院院士）

　莊永明（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董事）

　陳鳳馨（九八新聞臺財經起床號節目主持人）

　駱芳美（美國Tiffin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宋光宇教授

　　王國維《人間詞話》提到讀書有三種境界。

　　第一種境界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意思是要廣讀各種書籍，增廣自己的見聞。

　　第二種境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為了一個專題全神灌注，上窮碧落下黃泉，竭盡自己所能，把相關的資料找齊。這是研究者必須經歷的第二階段。

　　然後到第三種境界：「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最後才發現，原來要找的答案就在那裡，唾手可得。

　　駱芬美在做學問這條路上，已經有王國維所說的架勢。她原本是研究明史，近年來由於教書的需要，改行碰觸臺灣的歷史，這一系列的書就是她從事有關臺灣歷史的研究報告。讀她的書，就會有第三種境界的感覺。噢，原來是這樣啊！

‧駱芳美教授

　　土生土長於臺灣，本以為對這塊土地應該多所了解，讀了雙胞胎姐姐所著《被混淆的臺灣史》後，才發現自己所知相當有限。不得不同意美國人常說的一句話：「其實我們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不知道的事。」

　　史實會愈陳愈明，想正確地瞭解臺灣的古往今來嗎？鄭重推薦姐姐的新作《被混淆的臺灣史》。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駱芬美

　　九八新聞臺「九八講堂」臺灣史主講人

　　臺灣雲林土庫人，輔仁大學歷史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博士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教學頗受肯定，曾獲「優良教師獎」

　　著有《三楊與明初之政治》、《明代官員丁憂與奪情之研究》、《被誤解的臺灣史》

‧攝影簡介

蔡坤洲

　　攝影工作者

　　臺灣雲林人，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曾任空中大學兼任講師

　　曾事師李坤山、俞蘇、甘貴新等名師學習攝影

◎目錄

推薦序驀然回首宋光宇

推薦序本以為自己都知道駱芳美

作者序病‧痛‧史

1福爾摩沙與瘴癘之地

你以為：臺灣是美麗之島

事實上：漢人和日本人都曾將臺灣視為「瘴癘之地」

2抽鴉片

你以為：滿清末年，只有中國有抽鴉片問題

事實是：當時臺灣抽鴉片的情況不亞於中國

3近代日本從何時開始覬覦臺灣？

你以為：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才把臺灣割讓給日本

事實是：在此之前，日本人已覬覦臺灣21年

4臺北如何變成臺灣的政經重心？

你以為：臺北一直是臺灣的政治及經濟中心

事實是：原本臺南才是政經中心，是劉銘傳改變了臺北的命運

5臺灣的醫生

你以為：醫生就是醫師

事實上：日本統治時代，漢醫及洋醫是「醫生」，總督府認可的醫學校畢業者才是「醫師」

6吳鳳與廖添丁

你以為：吳鳳是捨生取義的英雄，廖添丁是劫富濟貧的抗日志士

事實是：吳鳳是日本人為教化官員刻意形塑的典範；廖添丁抗日形象則是意外被塑造出來的

7臺灣人的時間觀

你以為：漢人移民將「一寸光陰一寸金」的觀念帶進臺灣

事實是：日本統治後，臺灣人才開始有時間觀念

8裹小腳

你以為：日本人禁止臺灣女性裹小腳

事實上：西方攝影機及Ｘ光機科技破除了臺灣人對裹小腳的美感迷思

9剪辮子

你以為：日本統治臺灣之後，強制規定男性剪掉辮子

事實是：日治初期不敢強迫剪辮子，辛亥革命成功後才順勢推動

10戒鴉片

你以為：日本人改掉臺灣人抽鴉片的習慣

事實是：杜聰明博士用醫學方法解決了臺灣人的鴉片上癮症

11日治時期的兩岸關係

你以為：日治時期的臺灣與中國沒有外交活動

事實是：臺灣總督府有制訂「對岸政策」與中國往來

◎內容連載

10戒鴉片

你以為：日本人改掉臺灣人抽鴉片的習慣

事實是：杜聰明博士用醫學方法解決了臺灣人的鴉片上癮症

日本開始統治臺灣之後，為一舉解決臺灣人抽鴉片的惡習，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主張「嚴禁鴉片」，當時日本法律禁止吸食鴉片，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為了避免日本人染上吸食鴉片的習慣，特別規定：臺灣人出售鴉片或相關設備給日本人，將被處以死刑。

對臺灣人吸食鴉片，日本人多數主張「嚴禁論」；另有少數人提出「放任論」，認為吸食鴉片與否是臺灣人的事，和日本人無關。不管主張為何，真正的關鍵在於種鴉片策略對日本有好處。

日本統治臺灣第1年，因各地不斷發生抗日行動，還有瘧疾等傳染病，以及財政不足等問題，臺灣總督府根本沒有餘力嚴禁鴉片。年底，樺山資紀就派民政局長水野遵回到東京說服議會和臺灣事務局，希望改採漸禁策略與鴉片專賣。

議會開議之前，日本內務省衛生局局長後藤新平就寫了「關於臺灣島鴉片制度之意見」給伊藤博文，具體指出鴉片專賣可獲得經濟利益。當時日本正面臨統治臺灣後嚴重的財政短缺問題，日本政府希望臺灣財政獨立，而鴉片專賣能增加財政收入，因此水野遵的提議雖然遭到議會強烈的批評及反對，卻在經濟考量之下，成功說服伊藤博文決定採取漸禁策略。

日本統治臺灣第2年初，樺山資紀頒布第1份針對於臺灣人吸食鴉片問題的告示，除「禁止進口」，並由總督府供應鴉片，總督府並委託後藤新平擔任衛生顧問，負責籌劃創設鴉片專賣制度。由日本政府控制鴉片來源，以鴉片專賣方式管制並逐步減少吸鴉片的人口，並防止出現新的吸食人口，最終達到完全禁絕鴉片的目的。

後藤新平設立了製藥（鴉片）所，負責研製及行銷鴉片，以進行鴉片專賣制度；同時推薦原主張嚴禁論的加藤尚志擔任製藥所所長，並兼任民政局製藥課職務，兩人成為漸禁政策的直接推手。

日本人對鴉片煙一無所知，製藥所技術人員先調查臺灣人的傳統製法，分析販賣煙膏的主要成分，雇用臺灣技工做出試製品後，讓吸食者品評。確定鴉片煙膏的製法之後，日本人統治臺灣第2年底即開始正式生產鴉片煙膏，並命名為福煙（1等）、祿煙（2等）、壽煙（3等）。

日本統治臺灣第3年，第3任總督乃木希典1月及3月陸續發布《臺灣鴉片令》、《鴉片令施行規則》，以防止出現新的吸食人口，但對鴉片成癮者並沒有救濟或矯正的積極措施。

這個時期，大抵確立的原則有：鴉片營業及特許範圍僅限臺灣人，嚴禁日本人吸食；由警察負責取締祕密販賣及吸食者；將鴉片的危害列入初等學校教材，以衛生及教育說明其毒害。

由於臺灣人吸食鴉片已是持續數百年的習慣，乃木希典怕一旦全面強制實施鴉片令，會引發大量的鴉片犯罪，使臺灣治安益趨惡化，導致鴉片專賣制無法施行，所以決定鴉片令於4月1日先從臺北市施行，8個月後才擴及全臺。

這個時間點正值《馬關條約》規定「臺灣島人抉擇去留之日（5月8日）」。

當時，乃木希典為了安撫人心，派遣水野遵巡環全島，除了說明總督府的施政方針，並進一步傳達對鴉片煙的政策：「沒有吸食習慣的人一律嚴禁吸食，已吸鴉片成癮的人因突然禁絕會危及性命安全，准許繼續吸食。」當時臺灣有300萬人口，最終決定返回中國的人只佔2.3‰，可見這個做法頗有安定臺灣民心的效果。

到了第4年，臺灣對日本所形成的經濟負擔仍然相當大，乃木希典認為臺灣是塊燙手山芋，日本國會也一度出現「臺灣賣卻論」，即以一億日圓將臺灣賣給中國或法國。最後因日本的參謀本部參謀兒玉源太郎以臺灣是日本的南部屏障，強烈反對賣臺，甚至向伊藤博文立下軍令狀，立誓要治理好臺灣，伊藤博文當即表示不賣臺灣，並改任命兒玉源太郎為第四任臺灣總督、後藤新平則接任民政長官，這兩人以穩定臺灣治安、開拓統治所需財源為第一優先政策，完成鴉片專賣制度更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日本統治臺灣第6年9月，總督府確定鴉片癮登錄（特許吸食鴉片者）將近17萬人，等於臺灣人口6.3%，而這一年鴉片收入占總督府總收入達到32%。

日本人同時著手進行食鹽、樟腦、煙草的專賣制，並成立臺灣總督府專賣局（1901年6月，即如今的臺灣菸酒公司），鴉片專賣制度確已成為財政手段的一環，但食鹽、樟腦、煙草等對財政的貢獻比不上鴉片。

隨後，兒玉源太郎奏請天皇授勳給後藤新平，名義上是鴉片漸禁政策成功（吸食鴉片者漸減），更貼切的理由應是鴉片收入對臺灣財政的實質貢獻。

日本人透過漸禁方式靠鴉片賺取財政收入的同時，臺灣人吸食鴉片的觀念也開始有了轉變，加上總督府將煙癮毒害教育列入公學校課程，臺灣人逐漸有了「鴉片毒害」的觀念。

臺灣民間因此掀起了鸞堂降筆會戒煙運動（1898年-1901年），鸞堂戒煙法是樹圯林（今新竹縣竹東鎮）人彭樹滋1897年在廣東陸豐縣透過鸞堂扶鸞祈禱戒煙成功，回臺後告知地方仕紳彭殿華。隔年底，彭殿華邀請廣東5位鸞生來臺教授扶鸞戒煙法，包括彭殿華在內，一年內有好幾十人戒煙成功，鸞堂戒煙法於是逐漸傳播開來。

但總督府認為戒煙運動會損害鴉片專賣收入，於是以愚昧荒誕、妨害治安及對煙民造成傷害為由加以取締，這場源自民間信仰的自力戒煙運動因而結束。

此外，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四屆畢業的林清月醫師，調查臺北「赤（紅）十字病院」近250名煙癮患者，並自行出資對中低階層者的煙癮進行治療研究，研發出有效的鴉片代用藥品，治癒不少患者，可惜僅限於個人努力，影響極為有限。

1919年10月，第8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為首任文官總督，他向來以「內地延長主義」，自詡為「臺、日融合」同化政策執行者，之後8任的文官總督都持續實行，成為日本統治臺灣中期（1920年代-1930年代）的基本政策。

順著這個政策脈絡，日本盛行的「社會衛生」也延伸到臺灣。日本殖民政府需要健康的勞動力，因而必須重視臺灣的國民保健，但當時臺灣知識分子所關切的國民保健則是鴉片煙癮的問題。

1921年《臺灣青年》雜誌創刊後，不斷出現鴉片吸食毒害的言論；同一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理事長蔣渭水醫師明確提出鴉片煙癮與民族健康的關連；1925年，「臺灣議會請願運動」請願文中，指控總督府為了貪圖專賣鴉片收入，將國際禁止的鴉片毒害流傳臺灣；1927年7月，臺灣民眾黨成立，衛生政策的主要訴求即是「廢止鴉片吸食」。

然而臺灣的鴉片問題開始有了改善機會，卻是來自國際的壓力。先是上海鴉片會議舉辦後，鴉片問題提升為國際問題；第1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設置「鴉片諮詢委員會」，負責監督鴉片及麻藥。根據規定，參與各國必須定時向鴉片諮詢委員會報告鴉片製造、分配、消費等情形，各國為顧及形象都厲行取締鴉片，防止鴉片濫用。

日本認真參與國際鴉片會議，洗刷了私下從事鴉片與麻藥買賣的罪名，英國人不甘心成為唯一的眾矢之的，於是將一份備忘錄交給國際聯盟祕書長，指出吸食、走私鴉片的問題不僅出現在英國領土，遠東其他各國也屢見不鮮，並提案要求派調查委員到遠東地區調查，當時臺灣民眾黨林獻堂、蔣渭水等人也提出控告，國際聯盟決定到遠東展開調查。由於日本不斷聲稱漸禁鴉片策略的優點，因而被列為重要的調查地區之一。

對於這項提案，日本政府表示贊同，認為只要將臺灣的鴉片專賣制度略做修正，諸如關閉鴉片煙館、籌建鴉片癮者治療醫院等即可。

1928年，總督府評估內外情勢，發布《改正鴉片令》，要點是不得吸食鴉片（已獲特許者不在此限）、不得開設煙館或維持煙館、將對鴉片吸食者施行除癮的矯正治療、違反規定者處以監禁及罰金。由於官方宣示同時採取嚴刑、重罰及強制治療鴉片上癮者，命令發布之初，鴉片上癮者爭相尋求治療。

到了隔年12月，警務局長石井卻發表：「基於人道理由，不能對已上癮的密吸者（指未領有特許狀者）給予處罰。」將再發特許狀給原先未申請的煙癮者。

臺灣民眾黨為了抗議這種「進一步退兩步」的做法，1930年1月2日以署名「代表全臺400萬人的臺灣民眾黨」發了英文電報給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總部，指出日本政府違反了國際條約，特許臺灣吸食鴉片，希望國際聯盟阻止日本實行此政策，聯盟隔日以電報回覆表示已受理臺灣民眾黨的提案。

總督府在調查委員會來臺灣探訪（停留時間為1930年2月19日至3月2日）前1個月（1月14日）公布《臺灣總督府鴉片矯正所規程》，並在隔天倉促施行，還改裝總督府中央研究院所衛生部附屬瘧疾研究病房的30張病床，挑選30名吸食鴉片患者入院接受治療。

至少這是日本首次以治療為主要考量的設施，之後不得不繼續保持，甚至繼續強化。而以國際聯盟調查員訪臺為契機所開始運作的鴉片矯正，更可說是臺灣鴉片問題的轉機。

總督府之所以能如此順利地轉型，是因臺灣第1個醫學博士杜聰明投入鴉片研究許久，且已有治癒鴉片癮的實例與把握。

杜聰明早先十分關切臺灣鴉片問題，曾多次嘗試治療鴉片癮患者。留學歐美期間受命參加在美國費城召開的「世界麻藥教育會議」（1926年7月），在會議中發表〈臺灣鴉片問題〉，介紹臺灣的漸禁政策。此次會議經驗使他深感鴉片問題不僅關係日本在國際上的評價，更攸關臺灣人的民族名譽，也了解到鴉片癮患者的矯正治療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杜聰明留學回臺（1928年）後，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委託他調查與研究慢性嗎啡中毒者的治療方法。那時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為設法促進漸禁政策，並增加鴉片收入，早就費盡苦心研究逐步減少煙膏內嗎啡含量的方法，並生產出粗製嗎啡。

由於總督府對鴉片膏的嗎啡含量極度保密，杜聰明的研究從戳破這個祕密開始。先分析出總督府專賣的鴉片煙膏中嗎啡含量只占5%，由於吸食用的鴉片煙管僅容其中11.2%的嗎啡通過，因此實際進入吸食者肺部的嗎啡量只有0.56%，所以矯正治療不但容易，而且極有可能成功。杜聰明以學者的權威，打破了「鴉片煙癮為不治之症」的觀念，在戒鴉片的推動上格外有意義。

杜聰明回臺隔年4月，總督府任命他為鴉片矯正工作的實質負責人。並在臺北艋舺（今萬華）收容乞丐之所「愛愛寮」（即今愛愛院），開始進行矯正治療實驗。

治療鴉片癮的方法有禁斷療法和漸減療法，杜聰明採折衷方式「漸禁斷療法」，以鹽酸嗎啡為主要成分的藥方代替鴉片煙膏，實驗結果，鴉片癮患者幾乎未發生劇烈的禁斷症狀如渴求藥物、厭食、腹瀉、抽筋等，大多能夠在短時間內被治癒。

隨後，總督府命杜聰明前往朝鮮與上海調查嗎啡中毒與鴉片癮者問題，回臺後他提出報告指出：朝鮮總督府除了訂立「麻藥專賣制度」，1923年即對中毒者進行登錄與治療，相較來說，臺灣總督府的鴉片策略是消極的。當時社會普遍認定鴉片癮無法醫治，若停止吸食便會死亡，但杜聰明研究發現：可以透過藥物治療為鴉片癮患者除癮，因此需要在臺灣創設鴉片癮治療醫院。

杜聰明的報告引起日本殖民政府注意，開始著手研究如何除癮的措施及辦法，加上此時日本正面臨國際聯盟的壓力，於是成立了「臨時鴉片癮矯正所」。

臨時矯正所開辦的2個半月間，在矯正所接受杜聰明治療的30名患者都成功戒癮，這是人類史上首次依靠近代醫學矯正鴉片煙癮的成功案例。

因此，總督府在3月28日關閉臨時鴉片癮矯正所當天公布「鴉片癮矯正手續」，4月1日即成立正式矯正所，即後來的「臺北更生院」，院長為下條九馬一，杜聰明擔任醫局長，實際管理和營運皆由杜聰明擔任。除了臺北，也在臺灣各地的總督府立醫院中設立矯正科，採用杜聰明研發的方法治療病患，1934年完成第1期矯治計畫，戒癮成功率近9成，從此了解戒除鴉片煙癮的治療並不困難。

杜聰明研發的尿中嗎啡檢測法，因簡便又科學，至今仍被世界各地警察單位採用。1940年，杜聰明提出《鴉片吸食者特許矯正治療建議書》，內容包括滿洲國及朝鮮皆採煙癮禁斷政策、鴉片專賣收入已非主要目的、購買鴉片原料的經費可轉用於戰時必需的醫藥品等，才說服總督府決定將漸禁轉為禁絕，也就是對所有鴉片癮者強行治療。

更重要的是，當時正值第1次世界大戰，藥用麻醉的價格高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即使將蒙古全境變成罌粟栽培地和製造地，但因傷兵數量不斷增加，麻醉藥使用量急遽攀升，臺灣鴉片原料的供應中斷，總督府不得不在1944年9月停止製造鴉片煙膏，1945年6月17日更廢止鴉片吸食特許制度，結束鴉片專賣制。10月，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臺北更生院改為省立戒煙所，由杜聰明擔任所長，隔年6月完成最後一位煙癮者的戒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