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財金識讀課
《多少才滿足？決定美好生活的7大指標》
How Much Is Enough？: The Love of Money, and the Case for the Good Life
作者：羅伯特．史紀德斯基, 愛德華．史紀德斯基
原文作者：Robert Skidelsky,Edward Skidelsky
譯者：李隆生,張又仁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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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導讀：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吳惠林
世新大學、北科大技職所兼任教授
訪問重點
‧日本後QQE，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齊下
‧葛林斯潘：美國將陷入停滯性通膨？
‧菲利浦曲線（Phillips Curve）
‧凱因斯1930年預測：2030年之前每週工時無需超過15小時
‧凱因斯刺激需求理論的得與失
‧多少才滿足
‧美好生活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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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台灣幸福指數超越日韓，您對幸福有感嗎？
財富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為何擁有一切的人們總是想要更多？
我們需要多少錢才能過好日子？
生命的目的不是賺進愈多錢愈好，好比吃東西的目的不在於變得愈來愈肥胖。
然而，「貪得無厭」根植於人類的天性──人們傾向和他人比較財富，因而發現不足。
這種天性受到資本主義的大幅強化，因此成為整個文明的心理基礎。
貪得無厭過去是富人的過失，現在則成為每日生活的常態，在這種心態之下，生活似乎顯得永遠不夠「幸福」、「美好」，我們的生活方式餵養我們的永不知足，我們的永不知足也餵養我們的生活方式。
作者試圖證實，美好生活的確存在，並且能去體驗，我們也應該努力去達成。
這本書將告訴你現代人必須知道的財富與幸福的哲學。
偉大的凱因斯先生，你錯了！
作者史紀德斯基父子超越了目前對日增不均的辯論，他們進一步探問我們為何需要金錢。他們主張，財富不是、也不應該是目的，而應該是「美好生活」的手段。
本書以偉大的經濟學家凱因斯做為開場。凱因斯在1930年預測，未來的100年裡，人均所得將穩定成長，人們的基本需求將獲得滿足，且沒有人需要每星期工作超過15個小時。很明顯，他是錯的：雖然所得如他所預測增加，但我們的欲望擴張也同樣快速，而且我們持續長時間工作。
史紀德斯基父子首先解釋凱因斯為何錯了，接著說明經濟學是一種道德、而不是真正的科學。他們對美好生活這概念，上溯亞里斯多德、下探現今，指出現代生活遠遠背離了理想典型。他們認為，沒有任何單一指標可反映人類的進步，不論是GDP或「快樂」，因此提出構成美好生活的7項元素。最後，他們提出某些根本的經濟政策，用以幫助我們找出滿足人類的真正需求。
◎推薦
○專文推薦
貪得無厭vs.適可而止／吳惠林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鼎力推薦
王文靜 商周集團執行長
朱雲鵬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沈雲驄 早安財經文化發行人
周行一 政大財管系教授
林向愷 台大經濟系教授
林建甫 台大經濟系教授
黃崇興 台大EMBA執行長
○書評
‧一本乾淨俐落、敏銳辛辣的書……警世鐘聲。──威廉斯（Rowan Williams），坎特伯里大主教，《展望》（Prospect）
‧引人深思……提供一些大膽且清楚的提議，建議我們該如何做才能控制簡化的經濟主義與有毒的貪得無厭。——威廉斯（Rowan Williams），《前景》（Prospect）
‧在這本令人深思的書中，史紀德斯基父子穿梭於抽象和具體、哲學和公共政策之間。他們注意到，當世界陷入大蕭條時，凱因斯未來學的文章竟被忽略了。我們是否再次忽略對美好未來想像的呼喚？──克魯達斯（Jon Cruddas），國會議員，《獨立報》Independent）
‧我們的社會裡有著過多的奢華和不平等。我們應該花更少的時間賺錢，花更多的時間培植真正重要的事情，例如：閒暇、知識和友誼。從這些聽起來無害的陳述，史紀德斯基父子建構了對重要政策的提議。──《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
‧「多少才滿足？」是一個好問題。對於看重資本主義和市場的人們，閱讀本書可能不會感到舒服。但他們還是應該試著閱讀。──《經濟學人》（Economist）
‧本書充滿智慧、引人深思、氣度雄渾、內容廣泛……開啟現今西方社會無疑最為緊迫的道德議題。──史賓瑟（Nick Spencer），《聖公會周報》（Church Times）
‧史紀德斯基父子提出關鍵問題：我們持續追求愈來愈多的財富，這一切都毫無止境嗎？全球經濟在原地打轉，我們尋找重新啟動引擎的方法時，他們的主張卻讓我們忽然煞車。我們已經夠富足了，欠缺的是更豐富的生命，而不是沒完沒了追求不必要的經濟成長，難道不是如此嗎？——瓦波夏特（Nicholas Wapshott），《海耶克：界定現代經濟學的衝突》（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作者
‧令人歡迎的呼籲，以重振社會的倫理層面，並且替人人實現美好生活。
他們論證的整體要旨是令人歡迎的呼籲，以重振社會的倫理層面，並且替人人實現美好生活。——《紐約客》
‧可喜的一本書，提出大哉問，卻沒有許多哲學經常出現的行內術語及模糊籠統。文字清晰明白，提出所有相關議題，也都有解答。——《華爾街日報》
‧作者致力於歷史小說、哲學與政治理論，引述浮士德、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亞里斯多德對財富使用的看法。他們的結論是，諸如尊敬、友情與社群等概念都勝過財富，比較可能有助於滿足與整體幸福。這真是吸引人的閱讀，即使要運用智力。——《出版家周刊》
‧在沉悶科學與道德哲學方面刺激思考的明確論述。——《克爾克斯》（Kirkus）
‧史紀德斯基父子毫不費力地從抽象走向具體，從哲學走向公共政策。——《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他們對閒暇的看法很嚴謹。閒暇有生產力，但重點是由本能驅動力所激發的經驗。去除受到狹隘追求的自利推進力之後，閒暇就變成社會福祉的形式，是對公共財的追求，而不是個人沒完沒了的累積。——《波特蘭書評》（Portland Book Review）
‧聰明博學、熱情洋溢、引發深思的論點，適合懷疑物質主義是否對美好生活有必要的人士。——《書摘》（Get Abstract）
‧他們的警告就足以構成閱讀這本書的理由：我們追求有價值生命的能力已經受損，原因是特定形式的政治哲學已經麻痺了我們對美好生活的理解。——《金融時報》
‧史紀德斯基父子主張，時間不只是金錢，並且呼籲，患有工作狂的美國人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去追求美好生活。這似乎是對我的明智勸告。——娜薩（Sylvia Nasar），《大追求：經濟天才的故事》（Grand Pursuit: The Story of Economic Genius）作者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羅伯特‧史紀德斯基 Robert Skidelsky
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政治經濟學系榮譽教授。撰寫的三本凱因斯傳記（1983、1992、2000）榮獲許多獎項，包括萊昂內爾‧蓋爾伯國際關係獎（Lionel Gelber Priz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及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國際關係獎（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iz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史學家史東﹝Norman Stone﹞認為，如果真有諾貝爾歷史學獎這獎項，這三本英國經濟學家生平傳記應該獲頒。）1991年受封爵位，1994年成為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
‧愛德華‧史紀德斯基 Edward Skidelsky
英國埃克塞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哲學系講師。著作有Ernst Cassirer: The Last Philosopher of Culture等。經常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與《展望》（Prospect）上發表文章。目前正在撰寫The Language of the Virtues。
○譯者簡介
‧李隆生
現任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與經營系專任教授。密西根州立大學物理學博士、康乃狄克大學經濟學博士、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主任、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業務處處長暨綜合服務處處長、聖約翰科技大學商管學院院長、院務顧問等職。
專著：《晚明海外貿易數量研究》、《清代的國際貿易》。
譯著：《石油效應》、《給青年數學家的信》、《國際財務管理》、《失靈的眾神》、《與獅子對話》、《以信仰為本的管理》、《國家競爭力》、《索羅斯帶你走出金融危機》、《當中國統治世界》、《歐元美金大風暴》、《世界，沒你想的那麼糟》等。
‧張又仁
專職譯者。
◎目錄
推薦序 貪得無厭vs.適可而止／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前 言 盲目追求成長，阻礙美好生活
第一章 凱因斯您錯了！
第二章 浮士德交易
第三章 財富的使用
第四章 幸福的幻象
第五章 成長的限制：自然或道德上的限制？
第六章 美好生活的要素
第七章 退出無意義的競爭
謝 誌
注 釋
◎序
○推薦序
貪得無厭 vs.適可而止／吳惠林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世人幾乎都寄望經濟復甦，更祈禱風暴不再來，而各國政府也都不約而同祭出寬鬆貨幣政策來拉拔經濟，依然在追求高經濟成長率。除了成長率低落外，失業率高和工資停滯，以及M型社會1%高所得vs.99%低所得現象，更讓世間人「悶」到爆。此外，天災人禍也壓得世間人喘不過氣來。
經濟成長沒帶來幸福
人們不禁要問：為何成長會停滯？經濟成長是否讓人幸福？我們都知道，「經濟」也者，「經國濟民」也！讓人民生活幸福愉快就是濟民之意，而人民的幸福如何表示，又該如何滿足？經濟成長率高是否就能讓人民幸福快樂？
不可否認的，食衣住行育樂的物質生活要有起碼的滿足才有幸福感覺，因而GDP（國內生產毛額，經濟成長率的計算基礎資料）與幸福有關，但並非「絕對性」關係，GDP高或經濟成長率高的國家或地區，其人民的幸福並非名列前茅。就當前中國GDP已是全球第2、經濟成長率居全球之冠，但中國人民的幸福度卻不高，以及先進發達國家的GDP高、物質生活水準高，卻不如不丹、萬那杜等等窮小國的幸福度，已可知一斑。
二次大戰以來，追求經濟成長就蔚為風潮，目的就是要讓世人更幸福，於是GNP（國民生產毛額）、GDP就成為各國政府政策追求的標的。雖然從一開始，GDP等國民所得指標存在重大缺失就受到質疑，而世人也早知GDP不是衡量生活品質或幸福的好指標，也一直都在尋求較佳指標。最受矚目的是，2008年3月間，法國總統徵召史蒂格里茲（J.E. Stiglitz）和聖恩（Amatya Kumar Sen）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手研擬一套生活品質指數，以作為改革法國體制的依據。
正如史蒂格里茲所言，長久以來經濟學家咸感GDP已非幸福、生活品質的好評量法。換個角度說，政府將施政焦點放在提升生活物質水準與財富並不夠，幸福的驅動力在於連接起個人與制度、社會的信賴程度，「比如，貪汙低的國家幸福指數也最高」。決定是否幸福的重要因素還包括：社會團結、高出生率、低失業率、高收入、低貧富差距與政治自由等。
「幸福指數」難反映幸福
不過，迄今GDP和經濟成長率的地位還是屹立不搖、還是國際間最通用，主因就在找不到「更理想」的指標，即便編製「幸福指數」已成世界潮流，台灣也在2013年月底出爐「國民幸福指數」。但百家爭鳴的幸福指標，彼此間幸福名次千差萬別，而誰都標榜自8家正確。台灣官方的幸福指數一發布全台一片譁然，受到無情的嘲諷和撻伐，而同時公布的中華徵信所的民間版幸福指數，結果大異其趣且較被台灣人民接受。由此可見幸福指數的編製並不簡單。問題是：還要繼續使用GDP和經濟成長指標嗎？
如今已知經濟成長和幸福並非正相關，就應該持續尋找世間人共識的幸福指標，這本《多少才滿足？》指引了一條明路。作者父子倆明確指出，「幸福」不是好概念，以「美好生活」（better life）當目標比較好，而美好生活則可由「健康」、「友誼」、「尊重」、「閒暇」、「安全」、「個性」，以及「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等7項元素組合而成。
本書以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凱因斯（J. M. Keynes）做為開場。凱因斯在1930年預測，未來的100年裡，人均所得將穩定成長，人們的基本需求將獲得滿足，且沒有人需要每星期工作超過十五個小時。很明顯地，他是錯的：事實顯示，雖然所得如他所預測增加，但我們的欲望擴張也同樣快速，而且我們持續長時間工作。作者首先解釋凱因斯為何錯了，接著說明經濟學是一種道德、而不是真正的科學。
作者們對美好生活這概念，上溯亞里斯多德、下探現今，指出現代生活遠遠背離了理想典型。他們認為，沒有任何單一指標可反映人類的進步，不論是GDP或「快樂」，因此提出構成美好生活的7項元素。最後，他們提出某些根本的經濟政策，用以幫助我們滿足他們所找出的真正人類需求。有必要特別提醒的是，作者強調這些政策只是方向指標，不是立法藍圖，是家長式的建議，但沒強制性，是為了推動社會邁向美好生活，而不是強迫社會吞下去。言下之意，立法者不要見獵心喜，強制立法、強制執行，否則很可能導致「愛之適足以害之」、「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鋪成的」惡果，也就是說，是要世間人自己覺悟，自動自發約束自己慾望、減少廣告，並發揮自助、互助美德。
經濟成長應「適可而止」，喚回節儉美德
本書明確揭示，持續追求成長不能作為長期目標，因為經濟成長不但沒讓美好生活的7項元素達成，反而造成破壞，例如，失業嚴重奢談安全，人人為近敵怎可能彼此尊重，工時不減和忙碌不已怎有閒暇等等，作者在第6章詳述了這些與美好生活反其道而行的現實。總而言之，這些與美好生活背道而馳的事實，都是現代高科技社會倫理道德敗壞所引起。
哲人有言：「人無德，天災人禍；地無德，萬物凋落；天無道，地裂天崩，蒼芎盡空。」對照當前多災多難的地球，飽受天災蹂躪，而氣候變遷，金融風暴頻仍、經濟蕭條大恐慌的陰影揮之下去，都與各國幾十年來追求高經濟成長率息息相關，在「慾望無窮」引導下，衍生出貪念、自私的膨脹，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已成為座右銘，魔性長佛性消的人心沉淪、道德敗壞，正引領人類走向毀滅。除非世人早日尋回「節約」、「適可而止」、「小就是美」、「富而有德」、「富而好禮」，以及「誠信」等基本美德，否則「毀滅」並非危言聳聽呢！而「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正可提供現代人思索「返本歸真」的啟示。
總之，這是一本很有深度的書，學術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深讀」，而其深入淺出的內容，一般人可以「淺讀」。在此世道炎涼、天災人禍頻仍的時刻，本書不只是清涼劑，甚至可作為救命書呢！
○前言
盲目追求成長，阻礙美好生活
本書提出論點來反駁貪得無厭，也反駁讓我們（個人或社會）不願說出「適可而止」（enough is enough）的心理傾向。本書針對經濟上的貪得無厭；也就是對更多金錢的渴望，也針對富裕世界；也就是可以合理認為已有足夠財富支撐體面的集體生活。至於世上的貧困地區，多數人仍處於極度貧窮，貪得無厭只是未來的問題。但不論富裕或窮困社會，只要巨富的豐饒遠超過多數人的生存所需，便能見到貪得無厭。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經濟的貪得無厭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但最後將隨著資本主義的滅亡而消失。基督徒認為，貪得無厭是原罪的產物。我們的觀點則是，貪得無厭根植於人類的天性──人們傾向和他人比較財富，因而發現不足──但這種天性受到資本主義的大幅強化，因此成為整個文明的心理基礎。貪得無厭過去是富人的過失，現在成為每日生活的常態。
資本主義是一把雙面刃，一方面可讓物質條件獲得極大改善；另一方面，卻激發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諸如欲望、嫉妒和貪婪。我們的目標是透過所有時代和文明裡偉大思想家對「美好生活」的闡釋，以及對目前政策改弦易轍的建議，得以再次鎖住這頭巨獸，以助於美好生活的達成。
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將挑戰現今執著於將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視為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我們不反對經濟成長，但認為該合理詢問為何成長，以及成長在哪些地方。我們希望有更多的閒暇和更少的汙染，這兩者為人類福祉合理概念的一部分，但都未納入GDP。GDP只量測在市場內交易的國內產出部分，沒有扣除汙染，也未加上閒暇，因此，GDP進一步成長所帶來福祉改善的程度有多少，是難以決定的事。對非常貧窮的國家當然有很大的改善，但對富裕社會來說，可能已有過多的GDP。我們認為，對全球的富裕國家來說，GDP應被視為實現美好生活政策的副產物。只有經驗能顯示，GDP成果為正、負或停滯不變。
本書並非關於正義原理，而是關於美好生活的組成。大多數的現代政治理論以抽象的形式，從探討何謂正義或公平開始，然後根據這個「正義」的社會安排進行推論。我們採取不同的方式，從個人及其需求切入，然後嘗試建立公共利益的圖像。分配問題位居當代對正義討論的核心，雖然非常重要，但對我們來說，它只是美好生活的必要內涵而已。
想像在某個世界，大多數人每星期只須工作15個小時。因為勞動果實更能平均分配到社會各層面，他們的所得因此等於、甚至遠多於目前的收入，且閒暇時間多過工作時數。以上描述正是經濟學家凱因斯在1930年發表的短文〈我們孫子輩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裡出現的景象。他的立論非常簡單：科技進步有可能提升每小時工時的產出，人們必須工作以滿足需求的時間愈來愈少，直到最後將幾乎不再需要工作了。然後，凱因斯寫道：「自從有人類以來的第1次，人類必須面對真實和永久的問題，也就是如何使用從迫切經濟需求解放而來的自由、如何利用閒暇──讓科學和複利為人類贏取而來的閒暇──睿智、愉快而滿意地生活著。」他認為，這樣的生活約在100年後（即2030年）就可以達成。
考慮寫作時點，不難理解凱因斯未來學的文章不受重視。當時的世界有更多要緊的問題待解決，包括結束大蕭條。此外，凱因斯自身未再公然重提他的願景，但未來不須工作的夢想總是位在他思考的背景裡。事實上，因為《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這本鉅著，讓凱因斯成為以短期失業、而非長期經濟進步而名聞天下的理論家。然而，我們有很好的理由回到凱因斯提出後又遺棄的問題。
首先，凱因斯探討某件現今幾乎不被提及的事：財富的目的？我們需要多少錢才能過好日子？這看起來像是一個不可能的問題，但絕不是一個不重要的問題。賺錢不會是自身的目的，至少對沒有罹患嚴重精神錯亂的人們是如此。如果說我生命的目的是要賺進愈多的金錢愈好，就像是說我吃東西的目的在於變得愈來愈肥。對個人而言是對的事，對社會來說也是對的。賺錢不能是人類的永久事業，這不過是因為金錢除了花掉以外，別無其他用途。我們不可能持續花錢，因為到了某個程度，我們終將感到滿足、厭惡，或同時有這兩種感受。不是如此嗎？
第二，我們所處的西方世界再次陷入「大緊縮」（Great Contraction），也就是自1929至32年大蕭條以來最糟的情況。巨大危機像是一次檢查：暴露了社會體系的缺陷，並刺激尋求替代體系。資本主義正是受到檢驗的體系，而針對資本主義的未來，凱因斯的文章提供了很好的觀點。這個危機讓我們了解到體系裡的兩項缺失，之前常被不計任何代價也要追求成長的共識給模糊掉了。
道德缺陷是我們首先要提及的缺失。銀行危機再次顯示，目前的體系依賴貪婪和利慾的動機，但卻與道德相牴觸。現行體系也將社會分裂為窮和富（近來則是大貧和大富），它的合理性受到某種「涓滴」理論所支持。大富和大貧共存，特別是在可讓每個人都能充足的社會裡，違反我們對正義的感受。其次，這場危機暴露資本主義明顯的經濟缺陷。我們的金融體系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一旦失誤（如2008年），我們理解到它能帶來多大的無效率、浪費和痛苦。嚴重負債的國家被告知：直到將國家所得的一大部分進行清算，否則債券市場不會感到滿意。賺錢機器如此週期性的崩潰，更使我們去思考較好的生活方式。
最後，凱因斯的論文逼使我們去想像後資本主義的景象（不論你如何稱呼，一個不再累積資本的經濟體系就不再是資本主義）。凱因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動力基礎為「個人受到賺錢和愛錢的強烈本能所吸引。」他認為，等到充裕時代來臨，這種動機驅力將不再受到社會認可。也就是說，當資本主義的使命完成後，就會棄絕自身。然而，我們是如此習慣將缺乏視為圭臬，以致只有少數的人們思考：在一個充裕的世界裡，行為的動機和原則可以是、或應該是什麼。
所以，讓我們想像，每個人都足以過上好日子。那麼什麼是美好生活呢？什麼又不是呢？我們的道德和經濟體系需要哪些改變，才能實現美好生活呢？我們很少問這樣的問題，因為它們較難歸類在組成現代智識生活的任一專業領域內。哲學家無視於實際現實的雜亂性，建構了正義的完美體系；經濟學家探究如何以最佳方式滿足客觀的渴望，不論這些渴望是什麼。本書結合哲學和經濟學的觀點，因為我們相信這兩個專業領域彼此互補，經濟學具有實務影響力、哲學則有道德想像。本書的目的在於讓經濟學被視為道德科學的舊想法復活：經濟學是關於社群裡人們的科學，而不是處理機器人互動的科學。
◎內容連載
追求無盡增長的危害／薛巍（三聯生活週刊）（節錄）
凱因斯說，大約100年後人類就能夠達到富足狀態，即2030年。但為什麼凱因斯的預言失敗了呢？為何差不多100年過去了，我們仍在辛苦地工作？史紀德斯基父子認為，答案是，自由市場經濟既給了工人決定勞動時間的權利，又激發了我們競爭、地位消費的先天傾向。西方文明跟魔鬼做交易，換到了無盡的知識、力量和快樂。我們實現了富足，資本主義令我們養成的習慣卻使我們沒有能力享受富足。怎樣才能避免這種命運呢？必須吸取前現代的東西方智慧，恢復舊的被忽視和扭曲的幸福觀。古典、中世紀和東方哲學認為，幸福生活不是保證我們會感到快樂的生活，而是與環境和諧共存、能在環境中自由行動的生活。幸福經濟學把幸福看做滿足，亞里斯多德則認為，幸福是性格、謹慎、行為和環境之間的和諧。在亞里斯多德看來，幸福依賴於能做出正確判斷的性格。幸福還依賴於充足的閒暇。由此史紀德斯基父子提出，要回到凱因斯和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懶惰的權利》中提出的閒暇論。
批評者說，增長不僅沒有使我們變得更幸福，對環境也有災難性影響。這兩種說法都是正確的，但都沒有更深入地反對無止境的增長。找出增長破壞幸福和環境的事例，對手可以反駁說增長沒有破壞幸福和環境。但在科學家和統計學家告知我們之前，我們就知道對財富無止境的追求是瘋狂的。
有人說，現在不是談論終止增長的時候。如果凱因斯還活著，他也會催促我們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以降低失業率和償還國債。但我們需要區分短期內恢復經濟的政策與實現幸福的長期政策，不能讓當前的需要遮蔽我們的最終目標。另外終止經濟增長的要求還有區域限制，不是說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人應該滿足于他們現有的生活水準，而是針對已經具備幸福的物質條件的地區。如果發展中國家繼續發展，最終它們也會面對同樣的困境，可以提前做好準備，不能重複西方的錯誤。
第六章 美好生活的要素（節錄）
我們已經主張，我們持續沉溺於消費與工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對於美好生活的公共討論完全消失。凱因斯與吳爾芙（Virginia Woolf）所指出的野心及欲望的固定目標──1年500英鎊、自己的房間──早就已經消逝無蹤，只剩下「勢利鄰居」的變動財富在指引我們。如果我們要恢復對何謂足夠的認識，就必須重新學習去問這個問題：什麼叫做過得好？
美好生活如第3章所述，是心所嚮往的生活，或是值得嚮往的生活，而不是很多人都想過的生活。我們不能用數人頭或是廣發問卷的方式去找出來，不過，美好生活也並非截然不同於古往今來全球各地大多數人的渴望。與科學不同的是，就倫理學來說，不太可能出現一致的普遍錯誤，因為倫理學的主題──人類的善──是所有人類都可以參與的話題。在道德上沒有人是專家。亞里斯多德了解這一點，因此他探討倫理問題時，首先就是蒐集關於這些問題的「意見」，包括普通人及受過教育的人。他了解，日常經驗自有智慧在其中，不論是如何隱匿或扭曲。今日我們也可以擴大戰線來做同樣的事，不只是徵求同胞的意見，還可以探索各時代所有文明人士的想法。
在討論到這一點時，大家通常會點出道德信念與慣例的多元紛歧。在差異如此大的情況下，我們如何去討論何謂「美好生活」呢？這樣的討論不就是沙文主義嗎？甚至是更糟的「文化帝國主義」──將我們的偏好任意強加在異議人士身上？我們難道不應該將追求目標局限在建立一個中性的法則架構，讓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和平共處？我們在第3章已經指出，這種作法是大多數現代自由主義的特色，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
我們提出兩個回應。首先，道德意見不一，並不代表這些意見的價值完全相同。事實在於，有些文化──當然包括我們自己的文化在內──對倫理主題的看法可能是錯誤的。即使是武斷的價值相對論者，只要一提到北非的割禮或是中國的纏腳，他們就啞口無言了。一個文明也可能讓另一個文明相信自己的錯誤之處，當然不是靠直接了當的陳述，而是喚起到目前為止仍沉睡的義憤之情或同情之心。例如在佛教影響之下中國唐朝家庭結構的解放、20世紀受到西方影響的印度。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主張，關於基本價值的不同點，「人們最終只能互相對抗」。他的論點錯了。
其次，雖然道德多樣性無疑存在，卻沒有大家預期的廣泛。全世界各地的文化或多或少都鼓勵男性與女性穩定結合，以養育下一代，即使確切的安排措施差異很大。所有的人都住在群體之中，從近親往外延伸，有固定的政治組織形式；所有的人都擁有一些財產與交換的概念；所有人都投入滿足生活所需之外的活動，不論是宗教、美學、娛樂或其他；所有人都尊敬周遭的世界、植物及動物，不論是透過崇拜、繪畫或詩歌；所有人（或是幾乎所有人）都會掩蓋生殖器；所有人都透過儀式來表達對死者的敬意，不是只視死者為腐壞的肉體。
上述及其他種種共同點清楚界定了人類這種生命形式，顯示「基本品」之意義有很廣泛的一致性。這些讓生活過得好的事情包括健康、尊重、安全、信任與愛的關係，不論在何處都被視為美好人生的一部分；少了這些東西，不論在何處也都會被視為不幸。這些東西以無數的偽裝形式出現。尊敬爪哇王子是一回事，敬重倫敦計程車司機又是另一回事。不過，尊重的概念本身卻是普遍的。對於全球各地描述羞辱的故事，我們都會以同理心因應，即可為證。德國哲學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說：「終究是『同樣』的人類一再與我們相遇，經由上千種形式、上千種面具。」因此，我們擁有普遍探索美好生活的素材，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我們不會注定踏入沙文主義的「文明衝突」，也不會只能以市場規則或是國際條約為中介。
我們的計畫與近年來的其他討論之間有什麼關係？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與後續的著作中，羅爾斯（John Rawls）界定「社會基本品」的範疇，也就是一個理性個體無論如何會需要的東西，「因為對構成與行使生命的理性規畫來說，這些東西一般來說有其必要。」羅爾斯的社會基本品名單包括公民與政治的自由、所得與財富、擔任公職的機會及「自我尊重的社會基礎」。社會基本品本身並非美好生活的要素，而是達成任何美好生活版本的方式。他們是自主權的外在條件。一個自由國家必須確保這些條件能公平分配給所有成員，但不應該主導這些東西的使用方式，因為這樣一來就會違背首要的中立原則。
沈恩（Amartya Sen）與納思邦（Martha Nussbaum）──前者從發展經濟學、後者從道德哲學的觀點切入──都批評羅爾斯忽略了個體將社會基本品轉化成為實際機會的能力並不相同。身障人士要花更多的錢，才能達成與手腳健全人士同樣的身體機動程度。某個特定文化的女性需要更多的教育資源，才能達成男性的水準。因此，我們的焦點不應該放在基本品本身，而應該放在能力上，也就是想法與行動的具體力量。問題不應該在於「如何去運用資源？」，而應該在「能夠做些什麼？成為什麼？」納思邦提出一張人類十大能力的名單，包括身體健康與健全、想像力、思想、務實的理性、聯繫與玩樂。她與沈恩都主張，這類能力定義了衡量生活品質的空間。在已開發國家，他們的觀念很有影響力，推動將焦點從國內生產毛額（GDP）轉移到其他更特定的指標。
雖然沈恩與納思邦不同於羅爾斯，但全都非常關切自主權。這種關切讓他們超出了羅爾斯的社會基本品名單。納思邦概述她與羅爾斯學說的關係：
我們希望找到一種方法，可以尊重每個人對於繁榮的追求，尊重每個個體本身即為目的、即是自主感與價值的來源。部分的尊重代表對於基本品不能獨裁專斷，至少對於成人與重要核心選擇而言，讓個人可以擁有重要選擇類型與有意義聯繫的廣泛空間。但這種尊重代表支持特定條件，讓他們可以自行追尋，而不是受到政治與傳統的壓迫。
由於想要捍衛自主權，沈恩與納思邦如此強調能力而非實質的功能運作。這個重心乍看之下顯得奇怪。為什麼我們要在乎個人有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能力？真正的重點當然在於他們事實上既健康又受過教育。但政府對後者採取立場，對納思邦來說，就是對基本品「獨裁專斷」：「就成年公民來說，適當的政治目標是在能力，而不在於運作。」
我們的途徑完全不同。我們所定義的基本品並不是美好生活的方法而已，也不是能力而已，而就是美好生活本身。此外，我們認為這些基本品不只是私人的適當目標，也是政治行動的適當目標。在大多數情況下，重要的不在於有能力去過美好生活，而是實際上就過著美好生活，因此，為什麼我們要拒絕自己所擁有的能力而不去達成呢？想像有兩個社會，其中一個沒有醫院，另一個有醫院但沒有人去使用。一個社會有健康的能力，另一個沒有，但重點在於，兩個社會的人群都一樣不健康。而且，兩個社會都呈現出政治問題，也就是國家行動的問題。
此外，我們的特定問題與財富而非貧窮有關，因此要關注的是目標，而非能力。沈恩與納思邦主要的關切對象是貧窮國家，人們欠缺過好日子的資源。但在富裕的世界，我們卻面臨非常不一樣的問題，也就是要善用已經存在的資源。如果政策的目標完全只依據能力的角度來制定，這個問題就從眼前消失了。納思邦認為：「有玩樂機會的人仍然可以選擇過著工作狂的日子」，意思是說，只要有選擇的自由，結果就無關公眾的利益了。不過，如果工作狂的生活貧苦不堪，而大多數思考這個問題的人也同意這一點，則選擇當工作狂而非選擇更舒適的生活，不論是否出於自由的選擇，必然令我們憂心。
討論到這裡，我們的反對者會對我們揮舞父權主義的可怖幽靈。我們認為政策目標應該是目標而非方法或能力，這難道不是「對基本品獨裁專斷」嗎？有兩種思考方向可以減緩這個疑慮，或至少去除其芒刺。首先，一直到最近，所有西方國家的法律裡，都有許多法條明確要人們當個比自我選擇還要好的人。（一直到1960年代，英國與美國法律對色情書刊的定義，就是會讓人們「墮落與邪惡」的東西。）這些法律有許多仍然有效，而且事實上還會擴展，雖然現在的藉口通常是防止對第三方產生傷害。實例包括法律禁止毒品、亂倫與獸行，限制色情書刊影片、酒精飲料與菸草的銷售與使用，同時還訂定許多健康與安全的法令。只有在學術哲學的少數世界裡，自由國度才沒有對基本品「獨裁專斷」。
其次，以任何合理的定義來看，美好生活都是自主或自行決定的生活，國家作為強制的主體，能做的其實不多。強迫人民變得文明，只會顯得自己很愚蠢，就像彼得大帝一樣，命令他的貴族參加沙龍聚會並討論哲學，否則就要接受拷打。不過，政府仍有許多事情可以做，不須如此走極端。用經濟誘因去鼓勵人們邁向善行，通常不會被視為獨裁作風，可能只有少數古典自由派人士才這麼認為。事實上，所有自由國家都已經使用這類誘因，即使官方基本立場通常是功效主義而非倫理原因。（例如對夫妻的稅務優惠，通常是因為，在婚姻狀態生下來的小孩，長大以後的表現會比較好。不過，這雖然是事實，卻不是重點所在。）在下一章，我們會提出一些建議，善用現有的經濟誘因工具，以邁向美好生活。政府可以幫助人們過更好的生活而非更壞的生活，但終極選擇必須掌握在人們手中。
美好生活的概念也可以進行更深層的形而上探討。現代大自然所呈現的科學形象是沒有與生俱來的目的，這樣會鼓勵以下的想法：人類也沒有與生俱來的目的，每個個體的善行只在於幻想所及之處。這個想法是經濟學家「欲望的前提」學說的來源之一，我們在第三章曾探討過。但這是真的嗎？要完整回答這個問題，會讓我們陷入困境，因此簡短明快的回應應該就夠了。即使科學不允許我們去討論目的─順帶一提，這在物理學與化學明顯為真，在生物學就不一定─但在與我們密切相關的事務上為什麼要如此限制我們的想法呢？在探索外在大自然時，科學是出色的工具，但提到人類的益處時，本能（以閱讀、旅遊與交談來拓展）才應該是我們的指引。
:::本書簡介:::引用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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