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孔門的生命氣象』II
─生命與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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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作家薛仁明
薛仁明『孔門的生命氣象』│2015臺北書院課程
‧師資：薛仁明老師。高中2年級開始，長期困惑於安身立命之道，18歲時且因之休學半年。19歲之後，有心於儒釋道三家。民國82年起，長居台東池上鄉下。關心的焦點，是文化之重建與生命之修行。目前著有繁、簡體數書，並在兩岸分別開設有《史記》、《論語》等課程。
‧課程介紹：這門課，以《論語》為主，《史記‧孔子世家》等篇章為輔，重新再看看孔門師生，看看後世儒家，也看看我們自己。
不管喜不喜歡，儒家終究是中國文化的根本，也嵌入大多數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裡。近百年的西化狂潮，已近尾聲，此時此刻，正可心平氣和地重新看待孔子與儒家。孔子與儒家，有同有異。同在哪兒？異在哪兒？好在哪裡？問題又出在哪裡？這門課，就試著來正本清源。
‧上課時間：2015/04/18起｜隔週週六14:00-17:00｜8堂/期｜$4800/人
‧上課日期：4/18、5/02、5/16、5/30、6/06、6/20、7/04、7/18
‧備 註：請修課學員各自準備一本《論語》，版本不拘。
‧報名方式：洽電02-23112348、0939-763655，傳真02-23121219，或註明姓名、電話，Email至 tzhtlh@gmail.com
:::本文簡介::: 引用自【臺北書院│課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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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大過〉 刊載於2015-03-11 聯合報 薛仁明
《論語》裡頭，孔子曾自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前兩句怎解，歷代爭訟不已，向無定論。我讀書不求甚解，對此爭論，一方面覺得頭大，二方面也覺得無味。可雖如此，我對此章末句，卻是深感興趣。簡言之，我很好奇，孔子到底有啥「大過」？
魯定公九年，五十出頭的孔子，先是擔任中都（魯邑名）宰，政績卓著，才一年，「四方皆則之」，不多久，升魯司空，再升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以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數月之後，就將魯國治理到路不拾遺、商賈不報虛價。就在孔子風生水起之際，「不知怎地」，一下子卻從政治的高峰摔落下來，踉蹌去職，黯然離魯，從此，展開他漫漫十餘年的周遊列國生涯。這顯然是孔子畢生極緊要、甚至也最緊要的一個大轉折，但是，這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樁「大過」嗎？
在那當下，孔子恐怕沒太多的自覺。剛離魯時，他更像是個失意的政治流亡者。但凡失意者，難免會憤懣、會不平；孔子不至於此，但悵然的他，仍多有嗟嘆。那天，離開了曲阜，夜宿「屯」地，魯國的師己送行，不平地對孔子言道：先生，您是沒有過錯的呀！（「夫子則非罪！」），孔子慘然一笑，「吾歌，可乎？」（我用唱的，行嗎？），於是唱道，「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婦人的口舌，可以離間君臣，使賢臣出走，使國家敗亡），最後，又不無自嘲、故作輕鬆地唱了兩句，「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我就逍遙散盪、湊和地打發日子吧！）
師己回到曲阜，據實將孔子的話轉告給魯國第一權臣、也是使孔子離魯的關鍵人物季桓子，季桓子聽罷，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季桓子聽得出來，孔子說的是群婢，矛頭當然是指向他；此番說詞，不過是孔子的婉轉罷了！真正的問題，又哪裡是因為那群美女呢？
外表看來，這事是導因於孔子大展長才之後，引起齊君戒懼，擔心魯國一旦強大，將成齊國威脅，於是送美女八十人、寶馬三十駟，刻意拉攏，藉以分化。這時，季桓子看了又看、想了再想，最後決定，請魯定公接受齊國這番「心意」，遂偕同一道「往觀終日，怠於政事」。這時，子路沉不住氣，首先對孔子言道，「夫子可以行矣」；孔子還抱著一線希望，想再緩一緩；就看看魯君大祭之後，是否將該送給大夫的祭肉照常送達。結果，孔子失望了。
這時，孔子心中百味雜陳，在離魯的路上，不免要感慨時運不濟、受困於「主昏臣佞」之局！可能得反覆琢磨了一陣子，才意識到事情沒那麼簡單。季桓子的「往觀終日，怠於政事」，顯然只是一個政治動作，裝昏庸、當佞人，其真正目的，也就是要「攆」孔子走；季桓子不過是在齊國示好之際，趁勢與齊國唱唱雙簧、「裡應外合」罷了！這一切，其實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季桓子與齊國對他的戒懼，慢慢想來，也似乎都有跡可循。只是當時他身在局中，又那麼意氣風發，對於形勢之變化，對於整個局面的相互影響，憑良心說：失察了！
這失察，可能還只是他「大過」的其中一環。就說齊國的問題吧！最早，作為一個小國，魯國長期事晉，後來叛了晉，改事齊，遂有齊、魯兩國的夾谷相會。說是相會，其實兩國有著從屬關係，本來就不對等，因此，夾谷會上齊君並不把魯君太放眼裡，也不覺得有必要弄得過於嚴肅，於是，先是演奏了熱鬧喧譁的夷狄之樂（否則，正式的雅樂多難聽呀！），接著，又讓倡優侏儒為戲（反正，就是娛樂娛樂、好玩嘛！）。結果，齊國這種近乎戲謔的安排，當下惱火了陪同魯君與會的孔子。孔子覺得齊君無禮之至，簡直就是羞辱魯國；在諸侯會同的場合裡，怎可如此輕佻，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便極嚴正、極鮮烈地提出抗議，甚至要求將倡優侏儒以「熒惑諸侯」之罪名，付諸正法。
不管於情於理，這整樁事，本來齊君就站不住腳，再加上孔子的氣勢如此懾人，因此，齊國不僅陪了罪，甚至還歸還了早先侵魯之地。這當然是魯國外交的一大勝利，也是孔子事功的一大成就。然而，《易》講陰陽、講變化，說的是禍福相倚。以魯國對齊國的從屬關係，本身又缺乏客觀上的實力，一下子獲致外交形式的對等與實質的勝利，長久看來，究竟是福是禍？孔子這樣的成就，固然也讓他名震齊國，但如此盛名，究竟又是祥或不祥？夾谷之會孔子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對，但問題的核心，恰恰就在於做得太好、做得太對。太好，因此不留餘地；太對，因此鋒芒畢露。正因不留餘地、鋒芒畢露，才會使得日後孔子在魯國大展長才、風風火火不過三個月，齊國就迫不及待地出手了。
齊國出手之後，問題就回到了季桓子。認真說來，季桓子對於孔子的感受，算得上極其複雜：一則以敬，一則以懼；一則以愛，一則又以恨。他尊敬孔子的人品與學問，愛惜孔子的滿懷理想與幹練才華，但是，讓他又怕又恨的，則是孔子一旦伸展了抱負，勢必就要威脅他的執政地位。畢竟，季桓子是僭越掌權之人。孔子高舉重建秩序大纛，一心要恢復遭魯三桓（孟孫、叔孫、季孫）架空的魯公室地位；作為三桓之首，季桓子面對孔子這樣的角色，當然會無比矛盾。用孔子，對魯國會大有助益；重用孔子，最後卻會傷了自己。那麼，到底用或不用？
季桓子盱衡全局，決定在「安全範圍」之內，可以迂迴一用。於是，季桓子與孔子，變成了某種博弈關係；季桓子雖然掌握大權，擁有現實的優勢，但孔子聲望甚佳，又據有道德的制高點。換言之，如果孔子沉得住氣，一如《易》所說的消長之道，迂迴轉進、徐圖以待，未必沒有機會成事，更未必會「被迫」離魯。可惜，孔子終究失敗了。
魯定公十三年，時任大司寇的孔子，自中都宰算起，為官不過四載，羽翼其實未豐，但為了實現「理想」，卻冒然出手，建議魯公「墮三都」（拆毀三桓逾越禮制所建的都邑），這下子，難免就觸犯了季桓子的忌諱。當然，孔子以禮制為名，名正言順；至於季桓子，一方面也想藉力使力，趁勢打壓孟孫、叔孫的勢力，於是，他明地支持這個政策，先順利拆毀了叔孫的都邑，可暗地裡，又指使他都邑（費）的屬下公孫不狃等人起兵鼓譟，以圖自保。
一年之後，孔子以大司寇行攝相事，五十六歲的他，終於等到了機會大展長才，一時間，面「有喜色」（連門人都看了詫異！）。深懷使命又意氣風發的他，決定大刀闊斧、放手一搏，首先，「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註）。除掉少正卯這件事，平心而論，孔子做的沒錯，但是，確實又是用力過猛，且再一次挑動了季桓子的敏感神經。這樣的操切，想「一刀切」的做法，其實都是使命深重的道德君子最常犯的「大過」。
結果，孔子與聞國政才三個月，魯國大治，一下子，聲名就傳到齊國了。但這時候，感到不安的，難道只有齊國嗎？孔子的意氣風發，孔子的風風火火，一轉眼，都變成了他周遊列國的僕僕風塵。孔子失敗了。可是，《易》講陰陽、講變化，說的是禍福相倚。失敗後的孔子，從此栖栖遑遑，幾度落魄如喪家之犬，但是，他似乎因而想清楚了當年老子告誡他的那段話，「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威儀容色）與淫志（過大的志向），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那時，孔子走在黃土大地上，一陣陣風、一陣陣沙塵，吹得他眼睛幾乎要睜不開，可他心裡，卻是越來越明白了。
註：此事在宋儒之後，多被質疑。箇中之爭論，早已陷入考證的泥淖，變得汗牛充棟了。目前處於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狀態。我個人相信太史公的歷史判斷，因為，我沒見過有人比太史公史識更高。可參考拙文〈當太史公與孔子覿面相逢〉（收入《進可成事，退不受困》一書）。
:::本文簡介:::引用自【薛仁明的部落格│天地之始】
http://changjing77.pixnet.net/blog/post/41976521
〈揮別孔孟〉 刊載於2015-04-22 聯合報 薛仁明
早先，中國人不說「孔孟」。要嘛，說「周孔」；要嘛，就說「孔顏」。自從「孔孟」合稱、《孟子》的地位陡地拉高之後，中國讀書人乍看使命感深了、理想遠了、說話口氣也大了，不幸的是，中國文化的整體氣象，卻從此傾頹了。
我喜歡讀《孟子》。《孟子》的文章有風，泱泱浩浩，沛然莫之能禦，一口氣讀去，常覺得暢快無比。如果用現在的流行字眼來說，讀《孟子》，會讓人感覺很「爽」。當年傅斯年擔任台大校長，規定大一國文讀《史記》與《孟子》二書。傅校長顯然清楚，論文章，除太史公之外，還真沒什麼人可與孟夫子相互頡頏。當年傅孟真寫了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砲轟行政院長宋子文，驚動四方，洛陽一時紙貴。這篇爭相傳誦的文章，單論標題，就有《孟子》之風！
除了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文章之外，《孟子》說理，更是辨析明快、確然無疑。他談「性善」，儘管一直有人持不同意見，但歷來認真搭理這些異議者，卻是不多；畢竟，「性善」論一經《孟子》發揮，早已成為華人的文化基因，單單《三字經》開篇六字：「人之初，性本善」，幾乎就一槌定音，沒啥好爭議了。至於《孟子》所講的「五倫」，更是字字鏗鏘、句句到位，一條條，都宛如數學公理、物理定律一般，讀罷，除了頷首稱是之外，還真是別無餘事。
《孟子》文章絕妙、論理精闢，是一本了不起的大書。我每回讀了，總不禁嘆服再三。但即便如此，我依舊覺得：《孟子》在「子書」中誠可熠熠生輝，卻不適合列入群「經」；而孟子是個鴻儒，也是天下之士，卻不應拉拔到「孔孟」並稱。
這又為何？
所謂「經」，是常道，是大根大本。《菜根譚》有段話說得好，「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經」，就是無有他奇，無有他異；「經」，也就只是恰好，只是本然。「經」的重點，不在於文采斐然，更不在於雄辯滔滔；「經」的本質，是平常之中自有博大，淡然之處便可涵養。換句話說，「經」之所以為「經」，一是氣象大，二是可養人。
孟子說話的口氣大，卻不見得有大氣象。一個人的氣象大，如五湖四海，可吞吐、可開闔，首先，就要知深知淺、容得下人，要對別人乃至於異己都能同其情、感同身受、有種根柢的愛惜之心。孟子不然。他批評人，動輒「禽獸也」、「非人也」，如此毫無容赦、自以為是，當然不是一個寬厚亮堂之人該有的大氣象。正因孟子的氣象出了問題，所以他對人多有不屑，這也瞧不起、那也瞧不起；最好的例子，是他蔑視管仲。那回，公孫丑問他，將來齊王重用，您能在齊國重現管仲的功績嗎？孟子一聽，不高興地言道，當年有人問過曾西，「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緊張地說，子路是我祖父（曾子）的大師兄，連家祖父都敬之畏之，我哪能跟他比呀？問者又道，「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聞言，「艴然不悅」，說道，你怎麼拿我和他相比呢？當年齊桓公重用管仲，時間如此之長，信任如此之深，可建立的功績卻如此微不足道，唉！你怎麼可以拿我跟這種人相提並論呢？孟子的結論是，「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言下之意，管仲有啥好談的？拿管仲相比，太侮辱我了吧？！
這就是典型的孟子口吻。高高在上、俯視群黎，啥時都是「一覽眾山小」的姿態。但是，稍稍有現實感的人都難免納悶：倘使孟夫子執了政，果真能扭轉乾坤、輕易超越管仲嗎？我想，在兵連禍結、秩序蕩然的戰國時代裡，孟子如此托大，即使不是傲岸太過、輕佻太甚，至少，也是昧於現實了。如此昧於現實，在宋代竭力標舉孟子之後，便成為許多主流儒者的共同特徵。從此，儒生說話口氣越來越大（譬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從此，儒生也越變越迂、越變越腐、越變越酸。
變迂、變腐、變酸，是因為對形勢沒有真實感，也因為生命氣象窄隘了。宋儒標舉「孔孟」，硬將孔子與孟子「送做堆」，倘使孔夫子地下有知，真不知要作何感想？就說管仲，當年孔子因管仲僭越禮制，也曾批評他「不知禮」；可儘管如此，孔子清楚這瑕不掩瑜，真論管仲的功績，仍是非比尋常、實實地了不起；因此，後來子路、子貢為了政治節操問題（「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先後質疑過管仲，孔子不僅不以為意，反倒稱許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尤其捍衛文明之功，更令人感佩，「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這就是孔子的氣象。氣象大的人，知深知淺；論人有層次，看人抓重點。孔子太清楚管仲維護華夏文明這樁事有多厚重的歷史分量，於是，極少以「仁」許人的他，竟破天荒地讚嘆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孔子這樣的視野與氣象，如果和孟子的輕蔑與傲岸硬擺一塊，還真怎麼看、怎麼怪！
《孟子》曾說過一段話，其實極好，「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可惜，孟子做不到「以善養人」，終究只能「以善服人」。於是，我們看見孟子一身正氣，當然佩服，可當他極自負地教訓人時，又不禁覺得刺眼，甚至要起反感。孟子面對學生、面對時人，甚至面對王者，都有一種教訓人的高姿態。在此高姿態下，孟子像是真理的化身；他的浩然正氣，變成有種壓迫感；我們看他，永遠言語滔滔，好辯，且永遠都會辯贏。
真要說「以善養人」，是孔子。我們讀《論語》，看老先生有時會吃癟，有時被笑話，不時還被質疑。子路對他的吐槽，俯拾即是，有時簡直就是頂嘴。這正是孔子的大氣象。孔子的門庭，一直有種氣息、有種氛圍，特別能滋養人。因為這樣的氣息與氛圍，使許多人即便想法、作風有所出入，都仍願意與孔子也來往、也說話。於是南子想見孔子，孔子遲疑了一會兒，終究去了，結果子路跳腳，還把孔子逼到趕緊發誓，說我絕對沒做不該做的事！呵呵，這挺好玩的。
孔門這樣的氣息，大概就是和氣吧！有和氣，就能有是有非又與是非相忘；有和氣，就能知善知惡又不執著於善惡。這樣的是非善惡，就不會咄咄逼人，就能夠養人。除了孔子之外，孔門第一和氣之人，是顏回。顏回是一團和氣，也是一身靜氣。顏回活得明白，活得安然，旁人與他相處，也會感染到這種明白與安然。顏回除了自身生命安穩，也關心外在世界，有淑世的理想，更有治世的能力，可惜時運不濟，無法伸展抱負，卻完全不妨礙他根柢的自在與從容。顏回不本末倒置，也不捨近求遠，孔門師徒言志，他不談高大上，也不標榜偉大理想，只是淡然說道，「願無伐善，無施勞」。
顏回有種自信，一種曖曖內含光的自信。孟子也自信，但常常過頭，讓人覺得有點自大。自信的人有靜氣，自大的人則難免躁氣。孟子被拉抬過高之後，他那種好辯的躁氣，不僅影響了宋以後的主流儒者，甚至連當代一些看似與孟子毫無瓜葛的人，譬如大陸的公知、譬如台灣的名嘴，都可以看到孟子的某些影子。每回我看到這些咄咄逼人、自居正義、動不動就激動得不得了之人，總會不禁假想，倘使宋以後不標舉「孔孟」，而是延續著唐人那樣地說「孔顏」，這世界，會不會更清寧一些？
:::本文簡介:::引用自【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tory/7048/851744-%E6%8F%AE%E5%88%A5%E5%AD%94%E5%AD%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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