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讀歷史。照見文明因果】Ep.16：宦官與皇帝共治天下_《不一樣的中國史 11—從光明到黑暗，矛盾並存的時代》_公共知識份子楊照X彭瀞儀 @ 聽書 Reading by listening

【楊照讀歷史。照見文明因果】

Ep.16：《不一樣的中國史 11 》

從光明到黑暗，矛盾並存的時代

宦官與皇帝共治天下！

公共知識份子楊照X彭瀞儀

接續蒙古帝國的明朝，是一個怎樣的帝國？公共知識份子楊照在《不一樣的中國史 11》，以「從光明到黑暗，矛盾並存的時代」為副書名，為明朝下了明確的註腳。

極致輝煌的人文成就

楊照指出，明朝時，城市生活、城市文化高度發展、極度繁榮、琴棋書畫的人文成就達到最高峰；如此輝煌，令國際知名的中國近代史大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也心嚮往之，曾在《紐約時報》舉辦的對談提問中，在過去一千年的歷史洪流中，選擇希望活在西元一五四○年前後（明朝嘉靖年間），住在杭州西湖邊。

楊照進一步指出，「明朝因為不准地主買土地，土地兼併問題消失，來自土地的資源與財富全部集中在城市，在城市不必納稅，鼓勵、塑造各種不同聚集的財富去從事商業活動以及炫耀性的生活享受，僭侈炫耀的大詐偽時代，充斥逾制心態。」《不一樣的中國史11》說，「近世後期在商業領域創造了大量財富，但除了消費之外沒有太多其他出路，消費因而有了愈來愈高的社會標誌功能。社會標誌需要在公共空間展現，進一步在近世後期提升了公共空間的重要性。明代最特別的就是「社會性衣裝」格外發達。……不同的公共空間有其各自的特性，也要求不同的穿衣方式。到衙門裡辦事和去勾欄看戲，得穿不一樣的衣服：甚至到衙門所在一帶的地方，和到勾欄所在一帶的地方，都需要換上不同的衣服。……明代公共空間的發展與擴張，主要依靠的是奢侈性的炫耀消費。人們不是在這個空間中去理解眾人的事務，而是去表現和自己身分地位有關的條件。」

《不一樣的中國史11》〈從馬尾裙到蘇樣，衣裝的「創起為奇」〉指出，浙江人李樂留下了有趣的詩句：「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見聞雜記・卷十》）楊照解釋，「為什麼說士人穿女裝？因為明代的男裝、女裝有不同的顏色。男裝本來主要是青色，如果不是以青色為底，而是比較明亮、鮮豔的，傳統上被認為是小孩和女人才適合穿的。到了明朝後期，城裡街道上，只剩下沒錢、沒身分的人才穿青衣；一直到新中國成立，青衣都被視為勞動者的標準顏色。其他稍有財資、稍有辦法的人，都放棄青衣，換穿更鮮明的顏色（「盡為婦人紅紫之服」），從傳統保守的眼光看去，就像男人在衣裝上都變身為女性了！」

光明與黑暗並存的矛盾時代

楊照認為，「明朝是一個不合理的朝代」，其重大矛盾就如同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所說的「數字上無法管理」。「國退民進，國家只管農業，從道路到城市，國家都不管，產生高度的失序，全部都用縫縫補補的臨時辦法處理，最後讓官僚從中央到地方全部失能。」

朱元璋廢除丞相獨攬大權

這個當時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口破億，每年都有「兩千七百萬石」的定額歲入，還擁有七萬公里的驛道與驛站_註₁的龐大帝國，因為官僚體系的管理無能而敗壞！楊照直指，一切問題的根源來自明太祖朱元璋對老子《道德經》所謂「小國寡民，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不切實際想像，「朱元璋出身低微，崛起於動亂，非常固執，固執於他認為的君臣關係，朱元璋對士人高度不信任，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士人趕出去。洪武十三年，以丞相胡惟庸謀反伏誅，廢去丞相一職，由皇帝自己統治偌大的帝國，直接指揮朝廷_註2。……執掌龐大帝國的朱元璋並沒有受過文人系統的薰陶，為了要貫徹夢想中的小國寡民，必須嚴格控制人口與土地，所以設計了黃冊與魚鱗圖冊。」而這黃冊與魚鱗圖冊，最終也成為鞏固明朝兩百七十六年國祚的根本_註3！

宦官與皇帝共治天下

秦、漢以降實行一千六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自此廢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相權、君權合一，皇帝大權獨攬！楊照在《不一樣的中國史11》指出，「明朝文官系統中，最高的位子是首輔，也就是內閣大學士的首席。依照慣例，皇帝選擇的首輔是他當太子時的老師。……問題在於，這個老師不見得會有豐富的政務經驗，他們的資歷偏翰林，對於文官系統的人與事不會那麼熟悉。當首輔的，沒有執政的資歷，他能做的於是真的就只是輔佐皇帝，文官的領袖仍然是皇帝自己。……於是皇帝便轉而任用和自己最親近的宦官，支使他有把握叫得動的宦官去間接指揮文官。明朝實際上的政治運作，是皇帝指揮宦官，宦官再監視、指揮文官。」楊照強調，「對比宋代士人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情況，那麼明代則是宦官與皇帝共治天下，因為士人與皇帝之間存在著不可跨越的鴻溝，彼此不信任。」

皇帝對待士人手段惡毒兇殘

「明朝皇帝就是明朝最大的問題」，楊照指出。皇帝荒淫胡鬧_註4或蓄意罷工_註5，《不一樣的中國史11》：「正德十四年三月，皇帝宣布要南巡，多位大臣書諫反對，皇帝看了很生氣，就下令翰林以下相關的一百零七位官員在午門前罰跪五天。另有考功員外郎夏良勝等六人下詔獄，白天戴著鐐銬跪，晚上繼續關。有一位武官張英，是武科舉出身，讀過書有一定的知識水準，他刻意阻擋皇帝車駕，以刀自刺胸膛血諫，雖被侍衛奪刀，但後來遭杖責八十身亡。一百多位官員罰跪五天，皇帝卻還沒消氣，又將一百四十多位官員處以杖刑，其中十一人慘死在杖下。」

大詐偽時代逼出王陽明思想

楊照指出，正德元年，王陽明在劉瑾當權時便因為上書搭救同僚而惹禍上身，被皇帝下令「杖四十」。「杖四十」是很嚴重的懲罰，打下來是「死活之間」，看你的運氣好壞，也看你原本的身體狀況，可能被打死，也可能活著卻留下嚴重的傷殘後遺症。……他當時的身份是前朝（孝宗）弘治年間進士，已有八年資歷的官員。廷杖沒死，接著還要受活罪，發配到貴州，這在當時又是另一樁生死之間的懲罰。那是「瘴癘之地」，很多中原的人去到那裡都會染病，很高比例就死在傳染病下，再也回不了中原。堂堂一位八年資歷的進士卻去當驛丞，管極度偏僻地區的一處驛站，這又是多麼嚴厲的降等。遭遇了一連串完全無法想像的挫折危難，王陽明在龍場獲致了思想與精神上的主要突破。」

「格竹子」格到生病，結果還是沒格出什麼關乎竹子的道理，遑論觸及天理。至此，「王陽明的思想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接著他又讀了很多佛教、道家的著作，和自身的災難性經驗做比對，才產生了後來對學生說『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的領悟。」楊照在《不一樣的中國史11》標記了王陽明思想對當代的重要性，「從一個角度看，如果不是那樣愈趨於詐偽的明朝社會風氣，不會逼出王陽明這樣的思想；換另一個角度看，要是沒有這一套「王學」，或在明朝稱為「陸王之學」，沒有王陽明思想的巨大影響，明朝社會恐怕還會更糟糕，明朝可能要滅亡得更快一些。」

從高度昂揚的民間到自尊掃地的士人，從失序的官僚到「宦官與皇帝共治天下」！請聽【楊照讀歷史。照見文明因果】Ep.16：《不一樣的中國史11—從光明到黑暗，矛盾並存的時代》_公共知識份子楊照X彭瀞儀

註1、

朱元璋正式登基二十三天後，就迫不及待地訂定了新的《驛律》，也就是一套關於道路與驛站的規範。……這些驛道遵循固定的規格，寬十丈，大約現在的三十公尺。每隔六十里，大約現在的三十公里，就設一處驛站，提供行路人休息及更換馬匹之用。朱元璋在位期間，最為鼎盛之時，由朝廷所掌控的道路長達到十四萬里，也就是七萬公里之多。另外，在七萬公里的驛道上設立了兩千零一十八個驛站，大致符合三十公里一站的要求。朱元璋多此改革驛站制度，包括提高驛站人員待遇，期許務必做到兩件事：第一，維持驛道、驛站系統隨時順暢運作；第二，保證除了朝廷的公家用途，尤其與統治、控制有關的目的外，將其他不相干人等排除在這套系統之外，嚴格禁止他們利用這套系統來旅行。朱元璋指揮完成的系統有八條主要幹道。一條由當時的國都應天府（即南京）向東北走，一直到遼寧、遼陽。一條從應天府也向東北，經山海關到達開原。還有一條從應天府向西，一路入川，終點是四川西部的松潘衛。另一條從應天府往西南，一直到雲南的寶山。再一條從應天府向南走，到達廣東的崖山；一條向東南走，到達福建的福州府。一條往北到達草原地帶，終點是今天內蒙古的寧城縣。還有一條往西北，一直到張掖、酒泉。（《不一樣的中國史 11》，p.79）

註2、

明朝帝國官僚體系龐大，有兩萬名正式官員，加上五萬名胥吏，都要由皇帝自己領導、管理。還有皇宮，那是在紫禁城圍出的一個小王國，其中包括超過五十個單位。宮中所需的物品，基本上都在小王國裡生產，有眾多的工房，由工人匠戶在裡面工作。官僚系統上上下下七萬員額，顛峰時期的宮中宦官也到達七萬人，如果再加上宮女及其他人員，那麼依賴皇宮生存的人，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十萬人之譜。（《不一樣的中國史 11》，p.204、p.205）

註3、

因而他念茲在茲、孜孜矻矻，設計了黃冊、魚鱗圖冊防範出現大地主，黃冊不只是中國戶籍制度的大突破，甚至成為東亞傳統中重視戶籍管理的起源。這點的確必須佩服朱元璋，他敢於如此想，並以其毅力落實在當時的條件下極難完成的計畫。從民間而來的立場，使得他格外敏感，也格外反感於土地大戶。土地大戶的關鍵不在於擁有多少土地，而在擁有多少人民，國家找不到這些人民，就徵收不到他們的稅。控制了人民，地主一旦坐大就會與朝廷為敵。為了確保朝廷可以監控這些大戶的成長與威脅，明朝的制度規定每十年要做一次人口普查，稱為「大造」，黃冊與戶籍要不斷更新。……明朝政權的根本在於底層的這套控制系統，它很簡單、很明確，所以一直沒出過嚴重問題。底層穩住了，上層或中間的拖沓敗壞，皇帝和京城的官員鬧彆扭、鬧罷工，北京官員笨到集體被一個不知來源的謠言騙得團團轉，地方官員每天計算「留存」，把錢弄進自己的口袋，還有東林黨人不斷升高的道德批判……，這麼多光怪陸離的狀況，但只要底層的里甲制還在，藉著這個系統保障每年「兩千七百萬石」的名目收入，明朝就不會垮掉、不會滅亡。（《不一樣的中國史 11》，p.214、p.215）

註4、

明武宗正德皇帝，即戲曲中《遊龍戲鳳》的主角，正德皇帝之所以成為戲曲主角，一方面因為他曾在正德十四、十五年間遊江南，讓民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他也有很多荒淫胡鬧的事蹟。朝鮮派到中國的大使留下來的史料記錄中，有一段對於朝鮮皇帝的稱頌，以中國皇帝一個月只上朝兩次，對比讚頌朝鮮皇帝每月上朝有二十多次，真是勤政。而且中國皇帝不住在正式的宮殿中，卻住在「豹房」裡，只為了在那裡可以不受原本皇宮禮儀的約束，方便皇帝過放浪淫亂的生活。（《不一樣的中國史 11》，p.114、p.115）

註5、

快速看一下明朝皇帝世系表，就會發現有兩個時間最長的年號，第一名是「萬曆」，第二名是「嘉靖」。這兩代皇帝，一孫一祖，在位時間加起來將近一百年（分別是四十八年和四十五年）。中國歷史上另外還有一對祖孫皇帝，在位時間加起來比他們兩人還長，那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兩人各自在位六十一年和六十年。然而這兩對祖孫在歷史上的評價卻天差地別。相較於清朝那一組，明朝這組最差、最懶惰。別說和以「勤政」聞名的康熙皇帝比，整個清朝也找不出一位和萬曆、嘉靖同等懶惰的皇帝。……明朝另一位皇帝武宗正德皇帝，也是歷史上認定的壞皇帝，卻和萬曆皇帝很不一樣。……從《明實錄》中明明白白看得出來，萬曆皇帝有超過三十年時間沒離開皇城。他不處理政事，但他也沒有像正德皇帝那樣放蕩荒淫。那如何解釋他這種「不運作」呢？仔細爬梳史料，將三十年不早朝和三十年不離開皇城並納在一起考慮，黃仁宇得到一個具突破性卻又可信的結論：萬曆不是單純的懶惰皇帝，毋寧是個蓄意「罷工」的皇帝。」（《不一樣的中國史 11》，p.170、p.171）

聽書｜客座總編

作家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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