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孔門的生命氣象』II

─生命與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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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作家薛仁明

          

薛仁明『孔門的生命氣象』│2015臺北書院課程

師資:薛仁明老師。高中2年級開始,長期困惑於安身立命之道,18歲時且因之休學半年。19歲之後,有心於儒釋道三家。民國82年起,長居台東池上下。關心的焦點,是文化之重建與生命之修行。目前著有繁、簡體數書,並在兩岸分別開設有《史記》、《論語》等課程。

課程介紹:這門課,以《論語》主,《史記孔子世家》等篇章輔,重新再看看孔門師生,看看後世儒家,也看看我們自己。

不管喜不喜歡,儒家終究是中國文化的根本,也嵌入大多數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裡。近百年的西化狂潮,已近尾聲,此時此刻,正可心平氣和地重新看待孔子與儒家。孔子與儒家,有同有異。同在兒?異在兒?好在裡?問題又出在裡?這門課,就試著來正本源。

上課時間:2015/04/18起|隔週週六14:00-17:00|8堂/期|$4800/人

上課日期:4/18、5/02、5/16、5/30、6/06、6/20、7/04、7/18

備  註:請修課學員各自準備一本《論語》,版本不拘。

報名方式:洽電02-23112348、0939-763655,傳02-23121219,或註明姓名、電話,Email至 tzhtlh@gmail.com

:::本文簡介::: 引用自【臺北書院│課程說明】

https://tplecturehall.wordpress.com/%E8%AA%B2%E7%A8%8B%E8%AA%AA%E6%98%8E/%E8%96%9B%E4%BB%81%E6%98%8E%E8%80%81%E5%B8%AB%E5%AD%94%E9%96%80%E7%9A%84%E7%94%9F%E5%91%BD%E6%B0%A3%E8%B1%A12015-04-18%E9%96%8B%E8%AA%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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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大過〉 刊載於2015-03-11 聯合報 薛仁明

《論語》裡頭,孔子曾自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前兩句解,歷代爭訟不已,向無定論。我讀書不求甚解,對此爭論,一方面覺得頭大,二方面也覺得無味。可雖如此,我對此章末句,卻是深感興趣。簡言之,我很好奇,孔子到底有「大過」?

魯定公九年,五十出頭的孔子,先是擔任中都(魯邑名)宰,政績卓著,才一年,「四方皆則之」,不多久,升魯司空,再升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以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數月之後,就將魯國治理到路不拾遺、商賈不報虛價。就在孔子風生水起之際,「不知地」,一下子卻從政治的高峰落下來,踉蹌去職,黯然離魯,從此,展開他漫漫十餘年的周遊列國生涯。這顯然是孔子畢生極緊要、甚至也最緊要的一個大轉折,但是,這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大過」

在那當下,孔子恐怕沒太多的自覺。剛離魯時,他更像是個失意的政治流亡者。但凡失意者,難免會憤懣、會不平;孔子不至於此,但悵然的他,仍多有嗟嘆。那天,離開了曲阜,夜宿「屯」地,魯國的師己送行,不平地對孔子言道:先生,是沒有過錯的呀!(「夫子則非罪!」),孔子慘然一笑,「吾歌,可乎?」(我用唱的,行?),於是唱道,「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婦人的口舌,可以離間君臣,使賢臣出走,使國家敗亡),最後,又不無自嘲、故作輕鬆地唱了兩句,「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我就逍遙散盪、湊和地打發日子!)

師己回到曲阜,據實將孔子的話轉告給魯國第一權臣、也是使孔子離魯的關鍵人物季桓子,季桓子聽罷,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季桓子聽得出來,孔子說的是群婢,矛頭當然是指向他;此番說詞,不過是孔子的婉轉罷了!正的問題,又裡是因那群美女呢?

外表看來,這事是導因於孔子大展長才之後,引起齊君戒懼,擔心魯國一旦大,將成齊國威脅,於是送美女八十人、寶馬三十駟,刻意拉攏,藉以分化。這時,季桓子看了又看、想了再想,最後決定,請魯定公接受齊國這番「心意」,遂偕同一道「往觀終日,怠於政事」。這時,子路沉不住氣,首先對孔子言道,「夫子可以行矣」;孔子還抱著一線希望,想再緩一緩;就看看魯君大祭之後,是否將該送給大夫的祭肉照常送達。結果,孔子失望了。

這時,孔子心中百味雜陳,在離魯的路上,不免要感慨時運不濟、受困於「主昏臣佞」之局!可能得反覆琢磨了一陣子,才意識到事情沒那簡單。季桓子的「往觀終日,怠於政事」,顯然只是一個政治動作,裝昏庸、當佞人,其正目的,也就是要「」孔子走;季桓子不過是在齊國示好之際,趁勢與齊國唱唱雙簧、「裡應外合」罷了!這一切,其實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季桓子與齊國對他的戒懼,慢慢想來,也似乎都有跡可循。只是當時他身在局中,又那意氣風發,對於形勢之變化,對於整個局面的相互影響,憑良心說:失察了!

這失察,可能還只是他「大過」的其中一環。就說齊國的問題!最早,作一個小國,魯國長期事晉,後來叛了晉,改事齊,遂有齊、魯兩國的夾谷相會。說是相會,其實兩國有著從屬關係,本來就不對等,因此,夾谷會上齊君並不把魯君太放眼裡,也不覺得有必要弄得過於嚴肅,於是,先是演奏了熱鬧喧譁的夷狄之樂(否則,正式的雅樂多難聽呀!),接著,又讓倡優侏儒戲(反正,就是娛樂娛樂、好玩!)。結果,齊國這種近乎戲謔的安排,當下惱火了陪同魯君與會的孔子。孔子覺得齊君無禮之至,簡直就是羞辱魯國;在諸侯會同的場合裡,可如此輕佻,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便極嚴正、極鮮烈地提出抗議,甚至要求將倡優侏儒以「熒惑諸侯」之罪名,付諸正法。

不管於情於理,這整事,本來齊君就站不住,再加上孔子的氣勢如此懾人,因此,齊國不僅陪了罪,甚至還歸還了早先侵魯之地。這當然是魯國外交的一大勝利,也是孔子事功的一大成就。然而,《易》講陰陽、講變化,說的是禍福相倚。以魯國對齊國的從屬關係,本身又缺乏客觀上的實力,一下子獲致外交形式的對等與實質的勝利,長久看來,究竟是福是禍?孔子這樣的成就,固然也讓他名震齊國,但如此盛名,究竟又是祥或不祥?夾谷之會孔子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對,但問題的核心,恰恰就在於做得太好、做得太對。太好,因此不留餘地;太對,因此鋒芒畢露。正因不留餘地、鋒芒畢露,才會使得日後孔子在魯國大展長才、風風火火不過三個月,齊國就迫不及待地出手了。

齊國出手之後,問題就回到了季桓子。認說來,季桓子對於孔子的感受,算得上極其複雜:一則以敬,一則以懼;一則以愛,一則又以恨。他尊敬孔子的人品與學問,愛惜孔子的滿懷理想與幹練才華,但是,讓他又怕又恨的,則是孔子一旦伸展了抱負,勢必就要威脅他的執政地位。畢竟,季桓子是僭越掌權之人。孔子高重建秩序大纛,一心要恢復遭魯三桓(孟孫、叔孫、季孫)架空的魯公室地位;作三桓之首,季桓子面對孔子這樣的角色,當然會無比矛盾。用孔子,對魯國會大有助益;重用孔子,最後卻會傷了自己。那,到底用或不用?

季桓子盱衡全局,決定在「安全範圍」之內,可以迂迴一用。於是,季桓子與孔子,變成了某種博弈關係;季桓子雖然掌握大權,擁有現實的優勢,但孔子聲望甚佳,又據有道德的制高點。換言之,如果孔子沉得住氣,一如《易》所說的消長之道,迂迴轉進、徐圖以待,未必沒有機會成事,更未必會「被迫」離魯。可惜,孔子終究失敗了。

魯定公十三年,時任大司寇的孔子,自中都宰算起,官不過四載,羽翼其實未,但為了實現「理想」,卻冒然出手,建議魯公「墮三都」(拆毀三桓逾越禮制所建的都邑),這下子,難免就觸犯了季桓子的忌諱。當然,孔子以禮制為名,名正言順;至於季桓子,一方面也想藉力使力,趁勢打壓孟孫、叔孫的勢力,於是,他明地支持這個政策,先順利拆了叔孫的都邑,可暗地裡,又指使他都邑(費)的屬下公孫不等人起兵鼓譟,以圖自保。

一年之後,孔子以大司寇行攝相事,五十六歲的他,終於等到了機會大展長才,一時間,面「有喜色」(連門人都看了詫異!)。深懷使命又意氣風發的他,決定大刀闊斧、放手一搏,首先,「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註)。除掉少正卯這件事,平心而論,孔子做的沒錯,但是,確實又是用力過猛,且再一次挑動了季桓子的敏感神經。這樣的操切,想「一刀切」的做法,其實都是使命深重的道德君子最常犯的「大過」。

結果,孔子與聞國政才三個月,魯國大治,一下子,聲名就傳到齊國了。但這時候,感到不安的,難道只有齊國?孔子的意氣風發,孔子的風風火火,一轉眼,都變成了他周遊列國的僕僕風塵。孔子失敗了。可是,《易》講陰陽、講變化,說的是禍福相倚。失敗後的孔子,從此栖栖遑遑,幾度落魄如喪家之犬,但是,他似乎因而想楚了當年老子告誡他的那段話,「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威儀容色)與淫志(過大的志向),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那時,孔子走在黃土大地上,一陣陣風、一陣陣沙塵,吹得他眼睛幾乎要不開,可他心裡,卻是越來越明白了。

註:此事在宋儒之後,多被質疑。箇中之爭論,早已陷入考證的泥淖,變得汗牛充棟了。目前處於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狀態。我個人相信太史公的歷史判斷,因,我沒見過有人比太史公史識更高。可參考拙文〈當太史公與孔子覿面相逢〉(收入《進可成事,退不受困》一書)。

 

:::本文簡介:::引用自【薛仁明的部落格│天地之始】

http://changjing77.pixnet.net/blog/post/41976521

 

〈揮別孔孟〉 刊載於2015-04-22 聯合報 薛仁明

早先,中國人不說「孔孟」。要,說「周孔」;要,就說「孔」。自從「孔孟」合稱、《孟子》的地位陡地拉高之後,中國讀書人乍看使命感深了、理想遠了、說話口氣也大了,不幸的是,中國文化的整體氣象,卻從此傾頹了。

我喜歡讀《孟子》。《孟子》的文章有風,泱泱浩浩,沛然莫之能禦,一口氣讀去,常覺得暢快無比。如果用現在的流行字眼來說,讀《孟子》,會讓人感覺很「爽」。當年傅斯年擔任台大校長,規定大一國文讀《史記》與《孟子》二書。傅校長顯然楚,論文章,除太史公之外,還沒什人可與孟夫子相互頡頏。當年傅孟寫了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砲轟行政院長宋子文,驚動四方,洛陽一時紙貴。這篇爭相傳誦的文章,單論標題,就有《孟子》之風!

除了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文章之外,《孟子》說理,更是辨析明快、確然無疑。他談「性善」,儘管一直有人持不同意見,但歷來認搭理這些異議者,卻是不多;畢竟,「性善」論一經《孟子》發揮,早已成華人的文化基因,單單《三字經》開篇六字:「人之初,性本善」,幾乎就一槌定音,沒好爭議了。至於《孟子》所講的「五倫」,更是字字鏗鏘、句句到位,一條條,都宛如數學公理、物理定律一般,讀罷,除了頷首稱是之外,還是別無餘事。

《孟子》文章妙、論理精闢,是一本了不起的大書。我每回讀了,總不禁嘆服再三。但即便如此,我依舊覺得:《孟子》在「子書」中誠可熠熠生輝,卻不適合列入群「經」;而孟子是個鴻儒,也是天下之士,卻不應拉拔到「孔孟」並稱。

這又何?

所謂「經」,是常道,是大根大本。《菜根譚》有段話說得好,「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經」,就是無有他奇,無有他異;「經」,也就只是恰好,只是本然。「經」的重點,不在於文采斐然,更不在於雄辯滔滔;「經」的本質,是平常之中自有博大,淡然之處便可涵養。換句話說,「經」之所以「經」,一是氣象大,二是可養人。

孟子說話的口氣大,卻不見得有大氣象。一個人的氣象大,如五湖四海,可吐、可開闔,首先,就要知深知淺、容得下人,要對別人乃至於異己都能同其情、感同身受、有種根柢的愛惜之心。孟子不然。他批評人,動輒「禽獸也」、「非人也」,如此毫無容赦、自以是,當然不是一個寬厚亮堂之人該有的大氣象。正因孟子的氣象出了問題,所以他對人多有不屑,這也不起、那也不起;最好的例子,是他蔑視管仲。那回,公孫丑問他,將來齊王重用,能在齊國重現管仲的功績?孟子一聽,不高興地言道,當年有人問過曾西,「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緊張地說,子路是我祖父(曾子)的大師兄,連家祖父都敬之畏之,我能跟他比呀?問者又道,「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聞言,「艴然不悅」,說道,你怎麼拿我和他相比呢?當年齊桓公重用管仲,時間如此之長,信任如此之深,可建立的功績卻如此微不足道,唉!你怎麼可以拿我跟這種人相提並論呢?孟子的結論是,「管仲,曾西之所不也,而子我願之乎?」言下之意,管仲有好談的?拿管仲相比,太侮辱我了?!

這就是典型的孟子口吻。高高在上、俯視群黎,時都是「一覽眾山小」的姿態。但是,稍稍有現實感的人都難免納悶:倘使孟夫子執了政,果轉乾坤、輕易超越管仲?我想,在兵連禍結、秩序蕩然的戰國時代裡,孟子如此托大,即使不是傲岸太過、輕佻太甚,至少,也是昧於現實了。如此昧於現實,在宋代竭力標孟子之後,便成許多主流儒者的共同特徵。從此,儒生說話口氣越來越大(譬如「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學,萬世開太平」);從此,儒生也越變越迂、越變越腐、越變越酸。

變迂、變腐、變酸,是因對形勢沒有實感,也因生命氣象窄隘了。宋儒標「孔孟」,硬將孔子與孟子「送做堆」,倘使孔夫子地下有知,不知要作何感想?就說管仲,當年孔子因管仲僭越禮制,也曾批評他「不知禮」;可儘管如此,孔子楚這瑕不掩瑜,論管仲的功績,仍是非比尋常、實實地了不起;因此,後來子路、子貢了政治節操問題(「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先後質疑過管仲,孔子不僅不以意,反倒稱許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尤其捍衛文明之功,更令人感佩,「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這就是孔子的氣象。氣象大的人,知深知淺;論人有層次,看人重點。孔子太楚管仲維護華夏文明這事有多厚重的歷史分量,於是,極少以「仁」許人的他,竟破天荒地讚嘆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孔子這樣的視野與氣象,如果和孟子的輕蔑與傲岸硬擺一塊,還真怎麼看、怎麼怪!

《孟子》曾說過一段話,其實極好,「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可惜,孟子做不到「以善養人」,終究只能「以善服人」。於是,我們看見孟子一身正氣,當然佩服,可當他極自負地訓人時,又不禁覺得刺眼,甚至要起反感。孟子面對學生、面對時人,甚至面對王者,都有一種訓人的高姿態。在此高姿態下,孟子像是理的化身;他的浩然正氣,變成有種壓迫感;我們看他,永遠言語滔滔,好辯,且永遠都會辯贏。

要說「以善養人」,是孔子。我們讀《論語》,看老先生有時會吃,有時被笑話,不時還被質疑。子路對他的吐槽,俯拾即是,有時簡直就是頂嘴。這正是孔子的大氣象。孔子的門庭,一直有種氣息、有種氛圍,特別能滋養人。因這樣的氣息與氛圍,使許多人即便想法、作風有所出入,都仍願意與孔子也來往、也說話。於是南子想見孔子,孔子遲疑了一會兒,終究去了,結果子路跳,還把孔子逼到緊發誓,說我對沒做不該做的事!呵呵,這挺好玩的。

孔門這樣的氣息,大就是和氣!有和氣,就能有是有非又與是非相忘;有和氣,就能知善知惡又不執著於善惡。這樣的是非善惡,就不會咄咄逼人,就能養人。除了孔子之外,孔門第一和氣之人,是回。回是一團和氣,也是一身靜氣。回活得明白,活得安然,旁人與他相處,也會感染到這種明白與安然。回除了自身生命安穩,也關心外在世界,有淑世的理想,更有治世的能力,可惜時運不濟,無法伸展抱負,卻完全不妨礙他根柢的自在與從容。回不本末倒置,也不捨近求遠,孔門師徒言志,他不談高大上,也不標榜偉大理想,只是淡然說道,「願無伐善,無施勞」。

回有種自信,一種曖曖內含光的自信。孟子也自信,但常常過頭,讓人覺得有點自大。自信的人有靜氣,自大的人則難免躁氣。孟子被拉抬過高之後,他那種好辯的躁氣,不僅影響了宋以後的主流儒者,甚至連當代一些看似與孟子毫無瓜葛的人,譬如大陸的公知、譬如台灣的名嘴,都可以看到孟子的某些影子。每回我看到這些咄咄逼人、自居正義、動不動就激動得不得了之人,總會不禁假想,倘使宋以後不標「孔孟」,而是延續著唐人那樣地說「孔」,這世界,會不會更寧一些?

 

:::本文簡介:::引用自【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tory/7048/851744-%E6%8F%AE%E5%88%A5%E5%AD%94%E5%AD%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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