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往事》

「馬可波羅冤案」源於人們的誤解:把16世紀修築的明代長城當成了秦始皇長城?

作者:李守中

出版日: 2010/05/01

出版社: 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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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譯者 呂旻晉。

            文史學科專業,曾留學英國。目前為業餘作家、自由學人、企 業經營者。涉獵領域廣       泛,對世界史有獨特的觀點,能以多元角度 審視文化和歷史現象。

             

 

◎內容簡介

 中國長城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建築之一,中國人更以此為傲,但大多數中國人都不了解長城。

 本書試圖從源頭上追索長城的由來和變遷,探求變遷之間的因果。

 作者先從為馬可波羅申冤寫起。一般人都認為馬可波羅在他的中國遊記中,沒有提到長城,證明他並沒有到過中國,遊記不過道聽塗說。作者卻認為: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沒有提到長城,恰恰的證明他到過中國,如果遊記中提到長城,那才證明他沒有到過中國,遊記不過道聽塗說。

 因為,馬可波羅在中國時,古長城早已頹為廢土,現代眼睛所看到的「一條巨龍,蜿蜒盤旋」,是明王朝之後才開始興建的長城。

 作者指出:馬可波羅冤案來源於一個誤解,人們把公元十六世紀修築的明代長城當成了公元前二世紀的秦始皇長城。

 這個誤解的來源是一個流傳很廣的傳奇。

 只是,這是一個傳奇而不是歷史,但是卻被當成了歷史。所以──

 秦始皇並非首築長城的君王,也並非最後築長城的君王,在眾多修築長城的君王中,他無疑是最知名者,也是爭議最多者,於是他就獨攬了長城功過。

 馬可波羅並不是第一個「遺漏」了長城的外國旅行家,也不是最後一個。只因為最負盛名,他不得不獨自接受質詢。

如今,作者用43個主題為我們一一歷數令人驚嘆的長城往事。

◎作者介紹

李守中,祖籍四川江油,一九三三年出生於上海市,一九五五年畢業於重慶大學採礦系,長期在煤炭部武漢設計院、水城設計院、雲南設計院等處工作。一九七五年被評為雲南省先進工作者,一九八○至一九八二年由國家選送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作學術訪問。一九九三年在雲南省煤炭廳副總工程師任上退休。退休後參加中國長城學會,在國內外發表過多篇有關長城的論文,著有《長城往事》(原名《長城》)和《中國二百年:從馬戛爾尼訪華到鄧小平南巡(1773-1992)》。

◎目錄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推薦人的話:另類絲路──中國的萬里長城/柏楊

□初版前言:馬可波羅冤案

□再版前言:再談馬可波羅冤案

1胡服騎射

2玉出昆山

3亡秦者胡也

4烽火通於甘泉

5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6長城向西延伸

7河西走廊長城

8弱水長城

9昭君出塞

10南北匈奴

11爭奪西域商道

12民族大遷移

13匈奴進入長城

14慕容鮮卑和氐羌進入長城

15拓拔鮮卑進入長城

16六鎮長城

17天蒼蒼‧野茫茫

18丁零塞

19洛陽伽藍

20隋唐邊疆

21藩鎮

22沙陀鴉軍

23契丹國

24定難軍

25明昌界

26成吉思汗

27恢復舊界

28防線南移

29用兵漠北

30土木堡

31再築長城

32嘉峪關

33阿勒坦汗

34薊鎮長城

35努爾哈赤

36薩爾滸

37山海關

38越過長城

39柳條邊

40長城不設防

41開放長城

42走西口、闖關東

43分野消失

附錄:長城南北政權更替略表及長城大事記

◎序文、前言

‧〈初版前言〉

馬可波羅冤案

 聯合國總部大廳的牆上懸掛著一幅巨大壁毯,人們一看便知這來自中國,因為上面的圖案是個明確無誤的標誌──長城。

 如果有人問:長城是什麼人修築的?答覆通常是:公元前三世紀的秦始皇。再問長城的起止之處,答覆多半是: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

 《韋氏地理辭典》上是這樣講的,《金氏世界紀錄大全》上是這樣記的,眾多的導遊詞也是這麼說的。他們還介紹:長城高十公尺左右,寬五至八公尺。這大約是八達嶺長城的尺寸。

 於是我們就有了一個印象:秦始皇時代的長城就是這樣規模了。

 如果我們有幸遊覽八達嶺,我們更會有這樣的一個印象:長城自古就矗立在這裡,就在它如今所在之處。

 公元一八六五年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登上古北口長城和記下了他的觀感:

 我看到過許多壯麗的景色,我攀登過爪哇的火山,加利福尼亞的內華達頂峰,南美的科地耶拉高原,但是沒有一處可以和這裡相比,我如癡似醉的站在長城上,胸中充滿了愛慕和激情。

 我自孩提時就憧憬著這裡,一提及長城就心潮起伏無法平靜,現在我面對著她,她比我的想像還要壯麗十倍。

 我不自主的沉入了幻覺:這些高聳在山巔之上,睥睨四方的望樓和牆堞只能是由一支非凡的民族建造的,只是在諾亞洪水之前,大地才孕育過如此超凡絕世的民族!

 其實我很清楚長城是由一群芸芸眾生在公元前二二○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修築的,但是我不懂他們究竟用什麼辦法來完成這件宏偉工程,他們如何把這些磚石弄上頂峰。看來只有大力神才能辦到!

 今天,長城已經完全荒廢,沒有一兵一卒在此守望,唯有野鴿在城上築巢哺雛,蜥蜴在黃紫花叢中繁衍生息。

 沒有人能否認這是最偉大的工程,但她只是一座往昔輝煌時代的墓碑。

謝里曼是千萬遊客中的一員,他記下了許多人的觀感。如果今天有位旅行家到了北京卻不去看看長城,或者去了八達嶺而在遊記中絲毫不提長城,這一定會令人大惑不解。

不過學者們還是找出了這樣的一位知名旅行家,他在中國遊歷了十七年,多次往返於北京和塞外,後來他口授了一部中國遊記,書中沒有一個字提及長城!這真是不可思議!

 他就是公元一二七五年(元至元十二年)來到中國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

 於是學者們紛紛對馬可波羅提出批評和懷疑,有人甚至說他根本沒有到過中國,他的所謂見聞全是些道聽塗說而已。今天人們仍然對他有譽有毀,而他最大的過失大約是居然忽略了長城!

 這一項嚴厲指控其實並不成立,我們倒要反問一句:就算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那麼他既然道聽了那麼多傳聞,何以竟然全沒聽說過長城?假設今天有個足不出戶的威尼斯人杜撰一部中國紀行,他是決不會漏掉長城的。

 我們還可以調查那時的中國旅行家們,看看他們在遊記中是如何記述長城的。如果那些旅行家們同樣極少提及長城,那末我們就沒有理由去過分苛求一位外國旅行家。

 公元一二二○年(宋嘉定十三年,蒙古太祖十五年),丘處機道長帶領十八名弟子從山東北上燕京,出居庸關,歷戈壁沙漠和大草原,翻越大雪山到達今日阿富汗和烏茲別克等處。他在那裡晉見成吉思汗之後返回中原,先後歷時三年。

 他的弟子李志常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中記下了此行見聞,還有道長沿途的感受,即興草就的詩篇。他談到了燕京的壯麗和園林的秀美,宣化的山景,沙漠的荒涼,草原上牧民縱橫往還,令他們悚然的雪山和森林,還有撒馬爾罕(Samarkand)的異國風情和鐵門關劫後慘狀。他們談到了那麼多見聞和感受,談到了長城沒有呢?也沒有!

 他在行程中記下了某月某日「過居庸關」、「過明昌界」,明昌界就是金代長城,他們對長城沒有任何描述,連輕描淡寫都沒有。

 公元一二四七年(宋淳祐七年,蒙古定宗二年),張德輝在明昌界看到了、也記下了長城。他在《塞北紀行》中說:「昌州(今內蒙太僕寺旗西南九連城)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亙,山谷之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前朝所築障塞也。」他看到的不過是大草原上一道或隱或現的殘跡,我們今天也還能找到這些殘跡,馬可波羅也許沒有注意到這些,也許認為這不值一提。

 那麼在居庸關和八達嶺呢?他們在那裡看到長城沒有?看到了壯觀的長城沒有?

 丘處機沒有提到,元代的二十多首以居庸關為題的詩中沒有一首描述長城或稱頌長城的,詩中只是說山形險峻和路途艱難。郝經在他那三百多言的〈居庸銘〉中也沒有一字提及長城。

 宋代的蘇轍與韓琦出使契丹都行經古北口,也都留下了〈過古北口〉詩篇,詩中也都沒有長城蹤影。

 我們再去尋找更早的詩文,詩文的作者多是學者和旅行家,他們不會不知道長城,更不會放過憑弔長城的機會。

 確實如此,我們發現他們穿越長城之際都不免下馬感嘆一番,讓坐騎在長城邊窪塘中飲一些水,以「飲馬長城窟」為題賦詩一首,這差不多成了一種儀式,有如今日的海員穿越赤道一般。儀式結束之後才再策馬前行。

 這類詩歌流傳至今的還有二十多首,起自漢末直到唐宋,失傳的一定不計其數,但是在留給我們的詩篇中沒有一首稱頌長城雄偉,甚至沒有一首告訴我們長城是什麼樣子。我們從這些詩中體會到:長城標誌著一道分野,一種界限。引起人們感嘆的是這道分野,還有那些塘窪,而不是長城。

 我還發現有些「飲馬長城窟」的作者根本不曾見過長城。例如陳後主,他在被俘之前一直住在南方,「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亡國後被幽禁在洛陽和死在那裡。好在他還沒說長城是什麼模樣!

 只有唐代詩人陳子昂描述了古長城:「亭堠何摧兀,暴骨無全軀。」還有近代的乾隆皇帝看到了、調查了古長城,他說:「橫亙若城塹之狀。」他們見到的長城與張德輝所見的長城都差不多,是一條大致呈線狀的隆起殘跡。如今這類殘跡在圍場和赤峰一帶還能見到,最明顯之處是用毛石疊成的牆垣,高度不足一公尺,其餘地段只是地表上微微隆起的一道土埂。

 有沒有文獻能告訴我們古長城的規格尺寸呢?

 有的,這就是在敦煌石窟裡沉睡了一千多年的唐代《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原件現存巴黎博物館,上面精確的記著:「古長城。高八尺,其闊一丈,上闊四尺。」這相當於高二‧一六公尺,上寬一‧○八公尺,底寬二‧七○公尺。一句乾巴巴的工匠語言畢竟勝過了那些文采華麗的〈飲馬長城窟〉。

 這就是漢代長城的設計規格,儘管這些長城多已頹圮,但在敦煌和居延一帶,還有小段用泥沙夾蘆葦築成的長城居然保持著原有尺寸,這實在令人驚異。

 二十世紀初,英籍考古學家斯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 1862-1943)注意到這段長城望樓上的堞牆尚存,這說明它大體保持著原有高度,他還解釋了這個奇蹟:「這些牆用葦桿與泥層交互砌成,全部經鹽滷滲透後堅固異常。」「這一帶風蝕力很小,七年之後我再來時還能夠辨別自己的足跡!」

 還有一些文獻間接的告訴了我們古長城的大致規格。

 公元四八四年(南齊永明二年,北魏太和八年),北魏大臣高閭建議沿陰山六鎮按古法修築長城。根據他的計算:每人每月可以完成牆體三步(約五公尺),千里長城需用十萬人和一個月的時間,這是國力能夠承受的。

 按漢長城的規格,這相當於每人每月疊成牆體二十立方公尺。初看來這個數字不算很大。

 但是築城大軍是被徵發的農民隊伍,他們自備工具和給養。長途跋涉來到邊疆,在惡劣的條件下半飢半飽的勞作,每次興工築城都不免有大批民工死亡,所以孟姜女的傳說一直在民間流傳並且引起共鳴。

 長城線上土堅石硬,他們帶來的農具完全不適用,他們要挖掘、擔運、疊築這些土石,要砍柴割草、築路挖井,這還沒有算上必不可少的營舍、望樓,在這總勞力中還有很大一部分人要用於維持後勤,平均每人每月能完成五公尺長、兩公尺高的牆體就很不錯,絕對不可能築成八達嶺標準的長城。

 總之,在馬可波羅的時代還不存在雄偉的長城。古老的長城早已被風雨夷平,我們遊覽的長城要在幾百年後才開始建造,他的遊記中沒有提及長城正好說明其真實可信,如果他居然大談長城才真正令人吃驚呢!

 到了明代中後期,才開始出現稱頌長城的詩句。

 明朝在十五、十六兩個世紀裡分段修築長城,一開始是山海關到遼東的一段,這可能還用的是古代的標準,以後每修一段都提高一次標準,引起人們驚嘆的北京至山海關一段是最後築成的。

 明人以自豪的心情稱頌他們的長城,方逢時說:「登高台兮望大荒,長城如虹兮界殊方。」這樣的詞句在過去是沒有的。

 清人也懷著自豪心情審視長城,他們是另一種自豪,他們看到過去兩千年間中原和草原對立,看到人們一而再,再而三的修城築壘。到了他們的年代,長城內外一統,宏偉的長城失去了原來的意義。

 就在人們不斷感嘆、稱頌、褒貶長城之時,所有時代的長城漸漸的被人混為一談,明長城代替了古長城,這個錯覺流傳至今。

 觀光客與攝影師都對古長城殘跡不感興趣,她遠在長城景點以北幾百里,極少有人問津。偶爾在一些圖集裡出現一兩幅她的身影,圖幅都極小。而且在她近旁絕無參照物,似乎唯恐她破壞了長城的偉大形象。

 於是人們的印象就十分固定了,他們從八達嶺回來之後覺得:長城自古如此雄偉,自古就矗立在她今日所在之處。

 這個錯覺倒不是有人故意製造的,這個錯覺有一定的根據,那就是:明代長城上的關隘是極古老的,居庸關建於秦代,古北口、喜峰口(盧龍塞)不遲於漢代,榆關始於隋,只有山海關是明人所築。既然那時有了關隘,那時也應該有了長城。

 錯覺不全由感官所生,概念推理也負有一定責任。

 其實有了關隘不等於有了長城。古關隘遍布南北,每座關隘兩側都往往有或長或短的一段塞牆。燕山一線的關隘也是如此,但是這些塞牆還不能算是長城,到了明代,關、口大量增加,塞牆互相連接,這時才形成了明代的薊鎮邊牆,或稱薊鎮長城。

 從一個錯覺可以引出一個錯案,無怪馬可波羅受了冤屈,而有關長城的錯覺何止一處,受委屈的又何只馬可波羅一人!

 長城有一部長達兩千多年的活歷史,人們一再興師動眾去修築長城,然後放棄,聽任其被風雨夷平。一再爭論又一再忘記這個話題。不過每一輪迴也並非簡單重複,時過境遷。每次有關長城的爭論也不盡相似,長城的選線和結構以及功能也有極大變遷。

 這本書試圖從源頭上追索長城的由來和變遷,探求變遷之間的因果,這是一次嘗試。

 想提醒讀者的一點是:我們大家都習慣了從南面來觀察和鑑賞長城,因為兩千多年來規劃、修築、戍守長城的人們全住在長城之南。有關的史料文獻,詩詞歌賦也多由他們記錄、創作和編纂的,根據經驗,一面之詞難免有偏頗之處。

 幸好這些南方人,或者說中原的史家,他們有一項自豪的傳統,這被稱為「南史直書」。儘管他們論及非中原人之時常有不恭之詞,但是他們對自己的過失,對是非曲折及有關爭議卻記錄得相當坦率與直爽;直爽得令我們慚愧。沒有他們留下的豐富史料,我們不可能作這樣的探索。

 同樣使我們慶幸的是:二十世紀初開始了長城考古研究,從漢代長城遺址出土了成千上萬的書簡和物品,對許多重要遺址都作了清理和測繪。雖然這項工作還遠未完成,可是我們已經掌握了許多極為重要的資料,這些資料彌補了史籍之不足,同時又提供了不少佐證和重要的新線索。

 兩千年來有無數穿越長城的人群,他們或者來自北方,或者來自南方,他們告訴了我們長城內外方方面面的景觀。長城內外都是中國的土地,匈奴等民族也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先民。我們何妨一試從北側來觀賞長城。

 康有為在詩中說:長城的功過姑且不論,英雄的事蹟令人驚嘆。

 秦時樓堞漢家營;匹馬高秋撫舊城。

 鞭石千峰上雲漢;連天萬里壓幽?。

 東窮碧海群山立;西帶黃河落日明。

 且勿卻胡論功績;英雄造事令人驚。

 作者想重複一句:功過姑且不論,長城往事令人驚嘆!

‧〈再版前言〉

再談馬可波羅冤案

 《長城》一書在遠流公司出版已經好幾年了,這幾年中我陸續接觸到一些年輕朋友,他們大致翻了翻那本書之後不約而同的感嘆說:「原來還真有丘處機這個人哪!」儘管他們互不相識,但是第一反應卻完全一樣,這令我覺得十分有趣,不過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反應的真正含義。

 直到最近又聽到這樣的感嘆之後,我才突然悟出一個道理,過去正因為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為馬可波羅辯護不力,現在想趁再版之機做一些彌補。

 這個道理就是:歷史人物在他們身後總不免漸漸被人們淡忘,但是過了幾百年後,他們卻可能被小說家用做小說或戲曲中的角色,並且由於那些引人入勝的虛構情節和文學渲染而重新活躍起來,結果是這些曾經被忘記了的名字竟在一夜間變得家喻戶曉,其名聲遠遠超過當年他們在世之時,於是人們就忘記了歷史而記住了傳奇。也注意不到這個名字曾經被長期淡忘過。

 下面我們舉個例子來詳細討論這個道理。

 玄奘法師是公元七世紀,初唐時期著名的高僧、旅行家和翻譯家。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就逐漸不為人知了,他的重要著作《大唐西域記》也只有極少數學者還在研讀。但是到了公元十六世紀,他卻因為小說家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而變得家喻戶曉,然而大家熟悉的「唐僧」卻已經不再是歷史的唐僧而是傳奇的唐僧。人們也不注意他在身後曾經默默無聞了好幾百年。

 類似的人物還很多,如姜子牙、曹操、諸葛亮,等等,好在多數人還是知道歷史上確實存在這些人物。

 丘處機就不幸得多,多數人都以為他只不過是金庸先生編造出來的人物,不知道歷史上實有其人。

 就這樣,一旦談及歷史人物,人們往往把大量傳奇混雜其中,或者只知有傳奇而不知還有歷史,甚至把傳奇當做了歷史。

 一旦談及長城的歷史,這種混雜也難以避免,甚至專家學者都被迷惑。

 因此不少學者對馬可波羅沒有提及長城大惑不解。蘇聯學者馬吉多維奇(J. P. Magidovich, 1889-1976)在他的《世界探險史》一書中說:「令人費解的是,無論是在這段路程上,還是以前在中國東部邊境的旅途中,馬可波羅都沒有看到中國的長城。」

 《馬可波羅遊記》漢譯本中(公元一九八二年福建科學出版社),尚銘評論說:「馬可波羅對中國的瞭解還是不夠深入。……在書中竟然沒有提到中國的長城。」

 這些學者與絕大多數人一樣,他們把長城傳奇當成了長城歷史。也不知道長城曾經被淡忘了好幾百年這個事實。

 我在《長城》一書前言中已經提到了:馬可波羅冤案來源於一個誤解,人們把公元十六世紀修築的明代長城當成了公元前二世紀的秦始皇長城。

 這個誤解的來源是一個流傳很廣的傳奇。

 為了澄清這樁疑案,我們有必要追索那一段迷惑人的長城傳奇是如何形成並且在何時流傳開來的。

 我曾在〈馬可波羅冤案〉那篇辯詞中列舉了歷代中國學者對長城的描述,卻忽略了歷代外國旅行家的長城報導,這是極大的疏漏,因為從他們的報導中我們不僅可以準確地判斷出那一段長城傳奇出現的時間,也可以看到其主要內容,難題也就不剖自明。

 現在我們從公元十三世紀開始。

 公元一二四五年,義大利人卡爾平尼(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 約1182-1252)從基輔越草原遊歷蒙古。

 公元一二五三年,法人魯不魯克(William de Rubruk, 1220-1293)渡黑海東行訪哈拉和林。

 公元一二五四年,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由君士坦丁堡前往中國,幾年後返回威尼斯。

 公元一二七一年,馬可波羅跟隨其父前往中國。

 公元一二九四年,義人孟德高維諾(Giovanni da Mantecorvino, 1246-1328)主教赴北京建立教區。

 他們全都留下了有關中國的記述,這些記述中無有一處提及長城,這就說明他們不但沒有見到長城,而且從來就沒聽說過長城。因為這時不僅長城已被風雨夷平,就連長城的歷史及有關她的早期傳奇也都已經被人們淡忘。

 我們再看公元十四世紀:

 公元一三一六年,鄂多立克(Odoric da Pordenone, 約1286-1331)周遊亞洲和訪問北京。

 公元一三二四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 1304-1377)由刺桐港(泉州)抵達中國,然後訪問了北京。

 他們在遊記中也都沒有提及長城,因為他們同樣既沒有見到長城,也沒有聽說過長城。

 我們再看公元十五世紀:

 公元一四一九年,帖木兒帝國使團來華,公元一四二二年返回。使團成員火者‧蓋耶速丁記到他們在接近肅州時「到達一個堅固的堡壘,建築在一個山中的峽道裡,所有旅客都必須通過它,這裡他們的隨從再次被點數,他們接著到達肅州。」他說的堅固堡壘大約就是後來的嘉峪關,不過他還是沒有提到長城。

 我們再看公元十六世紀初:

 公元一五一七年,葡人皮雷斯(Tome Pires, 約1465-1524)出使中國。

公元一五四二年,葡人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 1510-1583)浪跡中國和蒙古、日本。

 在他們的記述中仍然不見長城蹤跡,其原因自然同樣是,他們沒有見到,也沒有聽說過長城。

 直到公元十六世紀中葉,才開始出現記述長城的歐洲旅行家。

 公元一五六一年,奧瓦列斯(Francisco Alvarez, 1465-1540)撰《埃塞俄比亞(衣索比亞)史》,在書中收錄了有關中國的通信,其中有一封公元一五五五年由馬六甲耶穌會學院發出的信,是由一個自稱在中國被關押了六年的人寫成,信中提到了長城。

 在中國和韃靼人接境的邊界有一道出奇堅固的牆,長有一月旅程,國王在其堡壘中設置重兵。當這道牆遇到山時,他們就把山開鑿成一道牆的形狀;因為韃靼人極勇敢善戰。我們當俘囚的時候,他們突破一部分牆,進到有一個半月的路程之地。

 這很可能是歐洲人第一次記述長城,自此之後,他們的長城報導就突然大量湧現。

 公元一五五六年,葡人克魯斯(Gaspar da Cruz, 1520-1570)訪華。

 公元一五七五年,西班牙人拉達(Martin de Rada, 1533-1578)在福州短期停留。

 公元一五八一年,西班牙人馬丁‧依納爵(Martin Ignatius)旅華。

 公元一五八五年,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 Gonzalez de Mendoza, 1545-1618)編《中華大帝國史》。他本人並沒有來到中國,但是他引用了上述三人的見聞,同時還綜述了一些來自南洋各地的通信。依納爵有一段原文被直接引用如下:(譯文選自何高濟譯本,該譯本又譯自英文版。我這篇短文中引用的材料大部出自R. H. Major為該英譯本的介紹。)

 這個帝國是在冬至線下,西南和東北海岸線有五○○多里格。……這個帝國的其他第四部分被一條險峻大山所包圍,在一條直線上有五○○里格。但大自然在西北方留下幾個打開的地方,或多或少可能有八○里格,向著在北斗星方向的日本海……同時這個國家的國王發現自己受到強大韃靼人的壓迫和騷擾,覺得他可以輕易地關閉山脈向自然打開的那些門戶以抗拒韃靼人,就以好幾千人死亡為代價把它封閉了,為此他施行暴虐,後來造成他本人的死亡。

 這條山,連同人工修築,就是著名的中國長城,它有五○○里格長。不過你必須從上面所述去了解它,最好對它相信,因為僅有八○里格是用人力辛勞地建造,在它上面有無數的堡壘,使它更壯觀和堅固,但不及另外四二○里格天然防禦更堅固。在這同一長城附近有大片沙漠,其中布滿溝渠和湖泊,按他們自己信以為真的史書所載,這是該帝國得以存在兩千多年的原因。

 門多薩在該書中還對其他報導綜述如下:

 在這個國家有一道長五○○里格的工事即城牆,始自坐落在高山上的Ochyoy城,從西向東伸延。築牆的國王叫秦始皇,是為防備韃靼人而修築的,他跟韃靼人打仗,因此用城牆封鎖了整個韃靼邊境。但你須知道的是,這道牆有四○○里格本身是天然的,因為那是高大的岩石,彼此很接近,但另一○○里格則是穿插在岩石中間的空隙。他下令用人工將巨大的石塊築成底七尋寬,高七尋的牆。它始於Canton省的海岸地區,經過Paguia和Cansay,止於Susuan省。這位國王為完成這個偉大的工程,在全國內每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他們為此在勞動中跋涉很遠的路程,並且到不同的地方去(儘管從靠近的那些省去了大量的人)而他們差不多在做那樁工程時死掉了。

 建築這道壯麗雄偉的工程,引起全國起兵反抗這位國王並且把他殺了,他統治了四十年,也殺了他的兒子叫做Aquitzi的。據認為有關這道牆的報導是十分真實的,因為到菲律賓群島和到廣東、澳門作生意的中國人都給予肯定,而且他們聲稱可作為證人去證實,因為他們曾看到它。

 現在我們可以看清公元十六世紀中葉之前及之後的明顯區別。

 在此之前的三百多年間,沒有一個外國旅行家提到過長城,因為他們既不可能見到長城,也不可能聽到有關長城傳聞。

 在此之後的短短五十年間,外國旅行家似乎爭先恐後地談論長城,這些歐洲人在中國其實只有短暫停留,甚至根本不曾到過中國,但是他們都聽到了,也記下了長城。然而他們都不曾見到長城,如果有人懷疑這些記述,他們就只好向南洋的中國商人求助,請他們來作證。正是這些中國商人告訴他們「中國有一座由秦始皇修築的雄偉長城,它屹立了兩千年。」

 這是一個傳奇而不是歷史,但是卻被當成了歷史。

 我們可以肯定:就在公元十六世紀中期長城傳奇才開始廣為流傳。由中國商人傳遍中國和傳到南洋。再被歐洲旅行家記載並且流傳至全世界。

 在公元十六世紀的四○年代,翁萬達築起了堅固雄偉的宣府大同長城,那時明廷對蒙古汗國實施貿易制裁,邊境被封鎖,很少有商人前往那裡,長城的傳聞流傳有限。

 到了五○年代,明廷與蒙古汗國和解,邊境貿易開放,大量內地客商湧到長城之下的邊貿市場去經商。當他們第一次望見長城之時,無不受到強烈的震撼,這種震撼我們今日仍然可以去親身感受。只有在這個強烈震撼之下,人們才會去搜求那些被淡忘了的記憶。

 雄偉的長城王子驚醒了沉睡在人們記憶中的傳奇公主。

 傳奇長城可以概括為鮮明生動的幾句話,能夠引起無限遐想。歷史長城則不然,它不是用幾句話就能說清的,不容易引起興趣,也難以寄託感情。所以普通民眾接受的只是傳奇長城,他們寧可相信一個古老的傳奇和神話,不願去弄清一個發生在十多年前的事件。於是歐洲旅行家們也就根據那些傳聞來報導說:「兩千年前秦始皇在中國北方修築了一道堅固、高大而壯麗的長城。這道長城至今還在起著保衛邊界的作用。」這類傳聞一直流傳至今,一直被人們深信不疑。

 誠如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約460B.C.-400B.C.)於兩千四百年前所言:「事實上,大多數人不願意找麻煩去尋求真相,而很容易聽到一個故事就相信它了。」

 然而長城傳奇畢竟不同於唐僧或者丘處機的傳奇,它不是由小說家虛構的,它是由雄偉的明代長城對一個人群的震撼中產生,並且由這個人群傳播開來的。這就更加令人相信它是史實而非傳奇。

 於是從公元十六世紀中期開始,人們就認為他們看到的雄偉長城是秦始皇修築的。所以後來不免有人要問:既然這座馳名的雄偉長城屹立了兩千多年,何以馬可波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秦始皇並非首築長城的君王,也並非最後築長城的君王,在眾多修築長城的君王中,他無疑是最知名者,也是爭議最多者,於是他就獨攬了長城功過。

 馬可波羅並不是第一個「遺漏」了長城的外國旅行家,也不是最後一個。只因為最負盛名,他不得不獨自接受質詢。

 現在筆者請出這十多位外國旅行家出庭作證,庶幾冤情可白。

◎導讀、推薦

‧推薦人的話:〈另類絲路─中國的萬里長城〉─柏楊

 長城,是世界文明古國對抗野蠻民族入侵時,一致採用的重要手段。羅馬帝國和英國不列顛本島,迄今仍保有昔年長城遺蹟。說明文明古國終於發現,自己沒有能力消滅敵人,只得轉為守勢,乞靈於一道單薄的長城,保護自己不被消滅。

 中國長城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建築之一,中國人更以此為傲,但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我在內)都不了解長城。

 一九八九年,我和香華返回訣別了四十年之久的大陸,才第一次穿過名震史冊的居庸關,登上長城,內心充滿崇敬。東西遠眺,長城好像一條巨龍,在萬山千峰上,蜿蜒盤旋,氣勢如虹,城牆寬廣的厚度,足可以並行兩輛小型汽車,假設改裝坦克引擎,東到山海關,西到嘉峪關,一張車票就可以往返,豈不是一條商業大道、觀光焦點,國家將增加多少財富?朋友們認為面對著莊嚴的邊陲要塞,竟起意做起生意買賣,簡直是一種褻瀆,怎麼,你窮瘋啦!

 然後,歲月匆匆,來到二十一世紀,讀到李守中先生的大作《長城》(二版更名為《長城往事》)。它是一部長城史的專題研究,作者角度宏觀,大氣磅礡。中國浩如煙海史籍中,有這樣一部獨對單一項目,作如此深入和廣泛的研究探討,可謂珍貴。它不但使我的印證獲得補強,也解除了我很多困惑。利用長城做生意,它可能在技術上無法落實,但不應被認為念頭荒唐。

 《長城》作者用霹靂手段,先從為馬可波羅申冤寫起。一般人都認為馬可波羅在他的中國遊記中,沒有提到長城,證明他並沒有到過中國,遊記不過道聽塗說。作者強烈的回應,他說: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沒有提到長城,恰恰的證明他到過中國,如果遊記中提到長城,那才證明他沒有到過中國,遊記不過道聽塗說。

 因為,在那個時代──十三世紀,中國國土上沒有長城。

 作者指出馬可波羅在中國時,古長城早已頹為廢土,現代眼睛所看到的「一條巨龍,蜿蜒盤旋」,是十四世紀明王朝之後,才開始興建的名副其實的長城。包括戰國時代趙武靈王開疆拓土,所建的長城;以後孟姜女哭倒的,秦始皇所建的長城;事實上都不是長城。悅耳的說,它是邊牆,具體的說,它不過一連串稀疏相望的烽火台(烽燧),和碉堡(亭障),沒有防禦外侮的功能,它的任務只在保護商旅。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長城,就在明王朝時代,抵禦外侮的能力,也微乎其微,因為中國人真正的敵人,是中國人自己──窩裡鬥文化和慣性貪污文化。一六四四年,明政府軍統帥吳三桂叛變,大開關門迎進蠻族。這是長城最後一次所作的諷刺性貢獻。之後,它就漸漸成了「不登長城非好漢」的遊戲之地。

 自從紀元前二世紀西漢王朝政府重農輕商,對商業作強力壓抑,使中國失去經濟活力二千年之久。好容易到了十九世紀,列強用巨砲轟開鎖國大門,人們再得以自由呼吸。想不到二十世紀中葉,一個更反商的共產王朝政府崛起,那種頭戴著高深學術理論帽子的威權迫害,時間雖短,卻幾乎使中國死於窒息。

作者引用特納先生(Turner)的話說:商人的邊疆是一條設防道路,而長城正是一條設防的道路。這對長城,是一種無情的剖析。不過我認為:「邊疆」只有一側,一側是敵,另一側是我;「道路」卻有兩側,敵我混雜。換言之,長城不是用來隔絕南北,而是用來溝通東西,那是另類的絲路,政府武裝保護下的古代高速公路。道路兩側的人,野蠻人也好,中華人也好,隨時都可以跨越,來去自如。

 作者一再提醒讀者,光潔鮮亮的長城,也就是我們現在攀登的一段,它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戚繼光將軍駐屯十七年的長城,他最大的戰功是他那堅強的武裝部隊,使蠻族因畏懼付出太大代價,而不敢發動攻擊,中國得以維持長期和平。

 其他地方的長城,就沒有這麼耀眼了,我願為此見證,二十世紀四○年代,我曾從嘉峪關南側經過,那一段長城,明顯的是一條頹廢的邊牆。不但擋不住人,恐怕連老鼠都擋不住。

 我必須在此停筆,否則這麼豐富的內容,對每一章,我都有很多感慨,那就另外成一本書了!

 我真高興,我已高齡,而仍有機會吸收這麼多營養。

                      二○○一‧七‧台北花園新城

 〔推薦人簡介〕柏楊,一九二○年生,河南輝縣人。一九五○年起,以郭衣洞之名從事小說創作,為寫作生涯之始。一九六○年代用柏楊筆名為《自立晚報》及《公論報》撰寫雜文,揭露中國文化的病態與社會黑暗面。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以挑撥人民與政府間感情罪名被捕,至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始被釋放。出獄後,續為《中國時報》及《台灣時報》撰寫專欄,並曾赴多國發表講演,引起強烈的迴響。其作品類型廣泛,含括小說、雜文、詩、報導文學、歷史著作、文學選集等,著作等身。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因呼吸衰竭病逝新店耕莘醫院,享壽八十九歲。

◎精彩試閱

43 分野消失

 趙武靈王劃出了中原和草原的分野,一條新邊疆出現了,兩千年來這條邊疆總是雙方關注之處,這是農民的邊疆、牧民的邊疆,又是商人的邊疆。長城還標誌著文化的分野,難怪古時的騷人墨客跨過這道殘跡之時不免感慨萬分。

 邊疆又是多民族的融合帶,在這裡成長的人往往眼界和胸襟更開闊,更能兼收並蓄。陳子昂說:「躍馬長城外,方知眼界寬。」雖然邊疆並不是經濟、文化的發達地帶,但是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強大王朝都是先在這裡扎根,然後問鼎中原。在他們的元勳中總是包含了多民族成分。

 長城每次重建都要調整一下位置,所以在邊疆區內的長城遺蹟很難查清,今日模糊不清的丘墟;當年常是不可隨意越行的疆界。

 我們遊覽長城歸來,免不了產生這樣的錯覺:長城自古就矗立在那裡,就在今天我們見到它的地方,自古代至近代都是如此森嚴壁壘,劍拔弩張。其實兩千年來沿長城嚴密設防的年代相當短暫,古長城也不經八達嶺或慕田峪。在絕大多數年代中,長城不過是一條殘跡。儘管如此,兩千年來這條邊疆帶的特徵是明顯的,位置也變化不大。

 清代長城不再設防了,不過長城南北的差異仍然存在,清朝希望這文化語言的分野能保存下去,然而在移民大潮的沖刷之下,這道分野終於消失。

 今天人們在穿過長城時不會發出多少感慨,因為長城南北已經沒有什麼差別。只有在特別的地方才能看到古人描述的塞外風情,我們希望這些風情不會消失,希望每個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點。

 清代各民族的交流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設在北京的八旗官學、算學館、國子監內有不少蒙古族和滿族子弟就讀。他們懂得多種民族語言,這期間編纂了滿、蒙、漢文互譯用詞書,翻譯了眾多典籍。乾隆皇帝精通滿、蒙、漢三種語言文字,這在過去的君王中是沒有過的。蒙古族和滿族中都出現了許多傑出的學者,蒙古族數學家明安圖出任欽天監的監正就是突出的例子。

 塞外的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發展。

 公元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在呼和浩特建文廟和設官學。

公元一七四三年(清乾隆八年)在土默特二旗設綏遠蒙古官學。公元一七四六年(清乾隆十一年)在呼和浩特增設滿漢翻譯官學。

 清朝力圖滿、蒙兩族不被漢族同化,規定了長城和柳邊以外的官方文件必須使用蒙古文和滿文。

 到了清朝後期,這個規定也極難執行了,漢人移民使得塞外的民族人口比例逆轉,封疆大吏也多為漢人,正式文書與商業合同不得不使用漢字,蒙古王公只好讓子弟學會漢文或者聘請漢人師爺代筆。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限制漢文的規定,這些與限制移民的規定同屬一紙空文,在洶湧的移民潮前無能為力。

 公元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文件: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請內地書吏教讀,或充書吏。

 公元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文件:蒙古人起用漢名,又學習漢字文藝,殊失舊制,訟詞亦用漢字更屬非是。著理藩院通諭各部落,嗣後當學習蒙文,不可任意學習漢字。(《會典事例》【光緒】)

 今天蒙古族仍然保存著自己的語言文字,而滿族的語言文字已經很少使用了。這大約是滿族內部本來就有極多漢族成分,所以更容易與漢族融合。

 十九世紀俄國的學者們考察塞外之後都對蒙古族的文化特點極其稱讚不已。波塔寧(Grigorii Nikolaevich Potanin, 1835-1920)說:

 即使在蒙古這樣一個貧瘠荒漠地區,人民也能替自己創造出和平的、有教養的生活環境。

 旅行家見到以下這些景象都會感到驚奇的:游牧民的寺廟和祭壇(帶有許多佛龕)流動的圖書館(噶爾丹經常隨身用二百峰駱駝馱運書籍),高達數英尋的氈佛廟,辦在蒙古包裡的小學,游牧的醫生,設在礦泉旁的牧民醫院。你斷不會料到在游牧生活中會見到這一切事務,就初等教育而言,勿庸爭辯,在游牧民族中蒙古人是佔第一位的。

 從亞洲的觀點來看,蒙古的王公都算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通常都能說他們所屬帝國的幾種語言,能用蒙文和藏文書寫,有時甚至還學習梵文,其中很多人在該國京城北京住過一、二年。

 蒙古人的生活是安定的,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從來未聽說他們有過粗暴對待婦女兒童的行為。犯罪,尤其是凶殺,極少發生;據烏里雅蘇台的俄國商人告訴我:他們在該城居住已經七年,卻從來沒聽說過一樁殺人案件。外國人在這個地方可以到處往來,十分安全。俄國推銷員帶著商品獨自從一個營地到另一個營地,從未抱怨受過什麼傷害。

 我們自己也在這個地方住過幾年,從未遭過搶劫。

 古老的分野現在已經消失,人們穿越長城也不再感嘆。但是邊疆的多種民族文化是不會消失的,我們都認識到了必須保護與鼓勵獨特的民族文化,多種文化的並存使我們的眼界和心胸更開闊,思想更開放。

 文化不再需要用長城來防護,也不可能用長城來防護。

 居庸關元代建築雲台的拱門內銘刻著好幾種民族文字,這是邊疆多種文化並存的象徵。

 現在我們把兩千多年來長城南北使用過的和正在使用的部分文字及圖形繪下,其中借用了一句兩千五百年前常用的青銅器銘文「子子孫孫永寶用」。

 

:::本書簡介:::引用自【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book_cont.aspx?BookNo=N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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