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際：薛仁明讀史記2》
作者：薛仁明
出版社：九歌
出版日期：201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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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作家薛仁明
訪談重點
‧ 留侯張良
‧ 《史記》的閒筆
‧ 從夏「忠」商「敬」周「文」看兩岸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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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每日無盡的勞碌、生活中無盡的焦慮……，想要活得自在、活出精神，看看古人如何活得風光真切，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劉邦逃命時拋子踹女，看似沒良心的行為卻得以保全所有人的性命。薛仁明說，不要活得團團轉，該是看清自己的有限性，學劉邦耍耍無賴、過「拋法人生」的時候了。
項羽少年得志，叱咤風雲，然而薛仁明說，面對生命的起落，與表面的風光不成比例的脆弱，往往是一個人會否一蹶不振的關鍵。
面對社會中的烏煙瘴氣，除了整日義憤填膺先氣死自己，還可以看看張良如何安然淡定，做為王者師、發揮讀書人最大的價值。
跟著薛仁明讀《史記》，成王敗寇之間，打天下的道理竟與為人處世的門道件件相通；原本散盡家財只為刺殺秦王、面對黃石公的刁難氣得想暴打對方的毛頭小子張良，最終洗盡驕氣變得從容；喜歡捉弄他人，參加宴會時沒帶禮金也大剌剌謊報數字，還坐了上座的無賴劉邦，關鍵時刻卻有那麼強大的韌性與能量……一個個古人讀來與我們如此親近，而面對生活的智慧與勇氣，亦似遠實近。
○本書特色
★集結薛仁明於台北書院開講，廣受歡迎的《史記》課課程部分內容，並收錄薛老師與學員間彼此激盪的問答對談。內容活潑，絕對是別開生面、令人意想不到的「史記課」。
★原文講解平易近人而不拘泥字句，並將史事與時事結合，古今對照，更顯出讀史鑑往知來的深度。
◎作者介紹
薛仁明
作者，講者，行者。
台灣台南南邊的漁村茄萣人，係福建漳州長泰縣山重村薛氏來台第十二代。高中二年級開始，長期困惑於安身立命之道，十八歲因之休學半年。十九歲之後，有心於儒釋道三家。關注的焦點，是生命之修行與文化之重建。
民國八十二年起，長居於台東池上鄉下。直至民國九十八年，才開始在兩岸的報刊發表文章。文章聚焦於中國文化的發展以及個人的生命實感。目前除了寫作之外，也經常在兩岸各地進行中國文化的相關講座。
現於台北書院、北京辛莊師範開設有中國文化的長期課程，也在北京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上海恆南書院以及民間多處講授《史記》與《論語》等短期課程，並曾應台灣大學、陽明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邀請，做過多場關於中國文化的講座，因其與生命相激蕩，與現實相對應，回響甚大。
文章長於從淺近之處，推及中華文化的核心。在禮崩樂壞的當下，總能以文化的角度切入，使人即使面對劫難，仍處處見到生機。尤其能夠將中國文化中的人間興味，在不知不覺中，給挑撥開來，霍地亮出一片寧靜祥和的天地。已經出版的繁、簡體著作，有《進可成事，退不受困——薛仁明讀史記》、《胡蘭成‧天地之始》、《孔子隨喜》、《教養，不惑》、《天清地寧》等書。
◎目錄
自序
第一堂
劉邦跟一般讀書人犯沖
愛「狎侮」人的劉邦——不正經反而有能量
劉邦與項羽迥異的氣象
徹底無賴？毫不糾結？
《史記》的閒筆
劉邦起兵
第二堂
「祥」或「不祥」是站在天道的角度
秋毫無犯是最高級的政治作戰
瞬間轉化的天才劉邦
將才項羽與將將之才劉邦
定都
劉邦生前身後事
太史公評劉邦
提問環節
第三堂
項羽的二三事
與人有隔，便難成事
出名要趁早？
神主牌楚懷王
項羽代表作：鉅鹿之役
鴻門宴：爆發力驚人的項羽變得如此優柔寡斷
日本人看項羽
日本人為什麼讀不懂劉邦？
提問環節
第四堂
項羽分封，天下皆反
踹小兒與烹太公
垓下被圍
霸王別姬
天亡我，非戰之罪？
劉邦哭項羽
太史公評項羽
提問環節
第五堂
「覺悟」之難
久受尊名，不祥
過「拋法人生」
黃石公教張良，教了什麼？
什麼才算真正的「王者師」？
千古一遇
鴻門宴中的張良
「留」侯
張良最後一次出手
太史公評張良
功成身退：知「止」的智慧
◎自序
這是我在台北書院「天人之際──《史記》裡的天心與人意」的講課紀錄。
此書的作者介紹，一開始，我自述是個「作者、講者、行者」。其中，「行者」是根本；我是個中國文化的踐行者，不是空談概念的書齋學者；因為踐行，所以深受其益，所以在島內一片浮躁之下依然可以安然自在。除此之外，自從民國九十九年辭掉學校工作以後，我原先以寫作為主，是個「作者」；而今改以講課為多，是位「講者」。（若用成都一個學生的話來說：薛老師現在講課之處、範圍之廣，簡直是海峽兩岸、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從「作者」轉成「講者」，箇中嚆矢，就是我在台北書院開設的這門課。
寫文章與講課，是兩件很不一樣的事。文章一重條理清晰、脈絡分明，二重文字凝鍊、平仄順氣。至於講課，更在意的，則是生動流暢與當下應機；換句話說，講課更流動、更發散也更容易「跑題」。
我上課經常「跑題」。這是缺點，也是優點。我不做學術工作，關心的是經典的當下對應；正因如此，我的「跑題」也可以是對應當下之「切題」。我講《史記》，無非是希望透過劉邦、張良與司馬遷等人的生命高度，讓大家更清晰地照見我們的時代與我們自身，從而找到每個人可以有的當下安然。
感謝責任編輯舜文所費的心思，也感謝董陽孜老師的惠予題字。
民國一百零五年，歲次丙申，時近端午，薛仁明於台東池上
◎內容連載
第一堂(節錄)
愛「狎侮」人的劉邦——不正經反而有能量
關於這點，我們先不管，再來看劉邦的「狎侮」。狎侮不等於霸凌，劉邦會鬧別人，但不會霸凌。霸凌跟鬧很不一樣，霸凌是會傷到對方的，可是鬧最多只是把對方搞到哭笑不得而已。劉邦會跟你鬧、跟你玩，捉弄你，可是不會真的霸凌你。一個大氣的人不會霸凌別人。會霸凌別人的人，基本上都小咖。沒有一個大咖會霸凌別人，所以絕對沒有一個霸凌別人的人最後打得了天下。除了劉邦，項羽也不會霸凌人。不過，項羽會直接把人殺了。
狎侮就是跟你玩、跟你鬧，弄到快發脾氣了，再搓一搓你的頭，說道，沒關係，好玩嘛！對他而言，什麼事都好玩，因此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把人跟人之間的隔閡全部消除掉，所以這種人打得了天下。我在西安有個學生，也算是這種會狎侮人的。他狎侮到什麼程度呢？記得我第一本簡體書《孔子隨喜》在大陸出版後，在上海季風書店辦了一個新書會，有一群朋友，分別從浙江、南京、天津，還有一個從日本過來。他看到人多，就勾著我的肩膀，說：咱們師徒拍一張照片吧！講完之後，拍拍我的肩膀，說：這是我的得意門生！像這種話，正常的師生關係中當然不可能聽見，可他做這種事，就做得很天經地義。我了解他，所以也覺得好玩。可我南京的朋友就因為有些事被他差點惹毛了，因為他什麼事情都沒大沒小、沒要沒緊，什麼時候都馬馬虎虎、隨隨便便，有人看他這種無賴的樣子，當然會很抓狂。可是，他的能耐就在於，當你快抓狂的那一剎那，他會啥事都沒發生過地岔開，跟你鬧鬧，好像也真的就沒事了。這種人，就是會狎侮人。
會狎侮的人，外表看來，常常沒半點正經，可當他嚴肅起來，卻比誰都更正經。我西安這個學生，當初在山東讀物理系，讀到大四，受不了學院體系，覺得讀那些東西根本就糟蹋人，於是就辦了退學。大四退學之後，跑回西安住。我問他：你在西安靠什麼過生活？他毫無遮掩、直接就說：在色情場所工作。西安有一種色情場所，叫黑舞廳，大眾化消費，花些錢就可以進去，摟著舞女跳，跳一段時間之後，燈光全暗，然後，大家就不妨自行想像。他就是在那種地方工作，還一直跟我說，有機會到西安，一定要帶我去黑舞廳。我笑著說：你會被師母打死喲！有趣的是，他在這種地方上班，平常下班後，逛的又是些什麼地方？他說，下了班，就逛兩種地方，一是佛寺，二是道觀。平常讀什麼書？讀十三經。這就有意思了。
像這種人，在不正經的背後，某些關鍵時候，反而會有一種異常的能量。他平常的狀態，有點類似莊子所講的「渾沌」。反過來說，平時一板正經的人，真遇到要緊的事情，反而常常比較沒能量。平日老狎侮的人，他的生命就好像一個渾沌的狀態，整個能量就這樣含著、蓄著，真遇到關鍵時刻，就源源不絕似地湧現出來。所以遇到這種人，我們得稍微分辨一下，他到底是真正的混混？還是內有丘壑呢？
《史記》的閒筆，中國人的好玩與自由
下一小段要特別說一下：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高祖當亭長的時候，會用竹皮編冠。剛剛講過，亭長底下有兩個手下，其中一個就叫「求盜」，專門負責抓盜賊之類的。「之薛」的「之」，就是「到」，到薛地去製冠，然後常常拿起來戴。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等到他有地位之後，就常常戴這個冠，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劉氏冠」。
司馬遷寫這段，看似無關宏旨。如果〈高祖本紀〉把這小段抽掉，也不影響任何情節，對於後來的歷史發展，更沒甚麼妨礙。但是，《史記》類似無甚相干的段落，卻四處可見。我們把這樣的段落，叫作「閒筆」。《史記》常有閒筆。大家如果讀《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絕對不會有閒筆，因為儒者都一刻不能閒，從不做「無益」之事。哈哈！閒筆是中國著作中常見的特色，最好的例子，就是章回小說。章回小說每個要角登場之前，裡裡外外，總要先鋪排一段，鋪排之餘，常常還再寫一、兩首詩，歌詠一番。如果把這些詩拿掉，會不會影響情節？當然不會。可是，在古典小說裡面，類似無關緊要的篇幅，卻多得不得了。為什麼？因為古人知道，關心一件事，不能只關心情節，更該關心的是事情後頭那個人的性情。寫這些「無關緊要」的閒筆，都是為了描寫人物的性情。只有掌握得了性情，對於情節的演變，才可能有一種更接近核心的體會。
換句話說，中國人的敘述並不是直線邏輯、一環扣一環的目的論，所有的鋪陳也不必然指向一個最終的目標。中國的敘述方式當然有個大方向，可時刻也都能圓滿自足，準確地說，中國的東西都有一個「當下性」。大家如果懂這點，看傳統戲曲才會看得開心；否則以西方的角度來看，就會覺得傳統戲曲怎麼都如此拖沓？故事推展怎麼都如此緩慢？譬如《四郎探母》的第一折《坐宮》，五十分鐘只講一件事情，就是楊四郎心事重重、吞吞吐吐，最後終於跟鐵鏡公主說：「我想見我媽。」以故事而言，平淡、瑣碎、情節幾乎停頓，可大家知道，《四郎探母》的《坐宮》是一折多好的傳統老戲呀！
戲曲的特色是戲愈老、愈熟，大家愈愛看，真所謂百看不厭。看熟戲與情節幾乎無關，反正情節早知道了，大家根本就不在意。所以中國人看戲，與其說是關心故事的發展，更不如說是在「涵泳玩味」故事中的生命意味。「涵泳玩味」就牽涉到中國文明兩個關鍵字的其中一個：「樂」。「禮樂」、「禮樂」，樂是幹嘛的？樂就是涵詠、就是玩味，藉著這樣的「涵泳玩味」，進而再滋養人的生命。
《史記》的文章就有「樂」的境界，可以有閒筆，可以蕩出去，不會只追著一條線索，讓讀者只關心：再來呢、再來呢？不會，司馬遷不會把文章寫到這麼緊繃、這麼令人喘不過氣來。他寫到一件事情，可以當下蕩開，大家隨著他游蕩了一回，回頭再看，不僅遊蕩得好玩，更突然胸襟一開、氣息綿長了。這其實是《史記》作為經典非常重要的特色。我們讀《史記》，有兩個關鍵的切入點：第一是「詩情」，第二是「修行」。司馬遷寫《史記》是有詩情的，《資治通鑑》沒有。所有中國的好作品，一定得先有詩情。
墨子在先秦時代那麼興盛，孟子不是說了，「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秦漢之後，墨家卻一下子就衰落了。箇中原因，當然很多，可其中一條，實在是因為墨子的文章寫得太差，毫無詩情可言。最好的反例，則是孟子。孟子最大的優勢就是文章寫得極好，有種氣場，有股感染力，讓別人即使不贊成他都忍不住要一直讀下去。這是中國的特色，任何東西要有文采，要能讓人涵詠玩味；所有可以傳下來的東西，必定是文學的、必定有詩情，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中國的東西，只要是純說理，即使說得再好，也沒用。包括佛經。當年玄奘不辭辛勞，游學印度十七載，可他翻譯的版本，為什麼沒有鳩摩羅什那麼通行呢？我想，就是因為他的文筆比不上鳩摩羅什吧！玄奘在中國的名聲那麼大，得到皇家的資助，又出了幾個極突出的弟子，可是他創的法相宗卻三代而衰，為什麼？因為法相宗那種重視邏輯、推理，思辨性的東西，不符合中國人的性情。換言之，玄奘的譯本也好，創立的法相宗也罷，都少了中國人很在意的那份詩情。
這樣的詩情，就決定了中國人看事情的角度。一方面虛實相生，一方面若有似無。因此，中國人不在意情節緊湊，也不在意邏輯緊密，更不在意直線發展。這和西方人看事情的視角大不相同。西方人看事情，兩個點之間，很習慣從Ａ點到Ｂ點直接拉一條直線；就像西方的大公園，門口總有一條很大的路，兩側花草，整齊對稱；從頭到尾，一覽無遺。中國人從來不是這樣看事情的。Ａ跟Ｂ這兩個點之間，中國人非得要弄得彎彎曲曲不可，Ａ點總是看不到Ｂ點，否則，就不好看，也沒意思。所以中國的庭院有個照壁，不讓人一覽無遺，最好就像蘇州庭園那樣，曲徑通幽，移步換景，走一步就一個景，走一步又另一個景。這樣的曲曲折折，正是中國的特色。
這樣的特色，也反映在中國語言的強烈詩性。因此，中國人的語言特別豐富，特別具有彈性；也因此，中國人擅長說反話、講假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我以前沒開竅，一直到年紀不小了，才終於懂得一件簡單的事兒。懂什麼呢？相較於男人，女人其實更懂得語言虛實的詩性。我後來才知道，原來女人稱讚男人有一種方式，是跟男人說：你好壞！原來，她說「你好壞！」的意思，其實就是「你好好哦！」。當我們使用這種語言時，一向都使用得如此自然而心照不宣，絕對不會有一個男人在聽到「你好壞」的時候，很嚴肅地轉過頭來問：我壞在哪裡？如果有這麼問的男人，我們只好拜託他：您去撞牆，好不好？
正因為中國人的曲折反復、虛實相生，所以章回小說的故事每回發展到大家急著要看結果時，常常隨即轉了個彎，說時遲、那時快，然後便蕩開來，另外又寫了一、兩萬字。岔出去寫了半天，好，終於又一句「言歸正傳」，才悠悠緩緩回到剛剛的情節。這就是中國的特色。中國人不管在多麼緊張、多麼關鍵的時刻，都有辦法從那個節骨眼跳脫出來。這正是中國人的解脫境界。換句話說，在中國人的眼裡，沒有什麼事情緊要到可以把人給真正束縛住；再要緊的事情，我們也都可以當下解脫。因此，章回小說裡，尤其是在戲曲裡，常常故事停頓，沒劇情發展，純粹就在情感或細節中鋪衍，大家卻覺得很好看，似乎也不關心故事情節發展到哪兒了。為什麼？因為情節對大家而言，固然重要；但再怎麼重要，仍須能從情節解脫開來。所有中國的東西，背後都有同樣的這個原理。
這樣的隨處解脫，就是中國人的「自由」。中國人的「自由」，跟西方人講的不太一樣。中國人講「自由」，不強調西方式外在的無拘無束，而是再多的牽絆都能無礙於內心的解脫。反之，只要被一個東西壓住、掙脫不了，那都不是自由。無論這東西看來再好、再動人、甚至再神聖，總之都是不祥之物。
所以，為什麼孟子文章那麼好，可我還是要批評他呢？畢竟，即使你是對的，只要堅持自己是正義化身，對別人可以那麼義正辭嚴、毫不留情，你都已經被心裡的正義給鎮魘住了，那就是不祥之物。換句話說，縱使你心裡有個真理，那真理也必須能呼吸吞吐，這才是中國人最高層次的自由。
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你讀歷史，從頭到尾只關心整個發展的情節，最後就會變得無趣。最後不僅是無趣，還因為你太關心這些貌似重要的東西，反而失去最重要的自由。正因如此，我才會寫〈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違了！──我讀史記〉那篇文章，談《史記》與《資治通鑑》的比較。司馬光因為是個儒者，很關心「資治」，很關心實際的事情，結果就因為太「實」了，便把《史記》裡許多閒筆、看來與「資治」沒那麼直接關聯的東西，統統都刪掉了。可一旦把這些東西刪掉之後，反而失去了呼吸吞吐的能力。一個人能否「治」得了天下，並不是靠著直線思維，其實更多是曲線思考，老子說的「曲則全」，得要有呼吸吞吐的能耐，才成得了大事。所以看事情不能只直線地看因果關係，那樣反而做不成事。有些人愈急著把事情做好，常常愈做不好，原因就在這裡。相反地，你看一些能成事的人，常常就是吊兒郎當的，生命寬鬆，沒太強烈的目的性，遇到關鍵時刻，反而容易轉身、找到出口，因此可以把事情弄好。這裡面都有類似的原理在。所以大家看到司馬遷寫這種閒筆的時候，別小看它。
那麼，司馬遷為什麼寫「劉氏冠」呢？第一個，劉邦是個閒人，有閒情逸致；第二個，劉邦花樣多，凡事好玩。這個「好玩」，最重要。正因為好玩，所以劉邦跟項羽爭到你死我活之時，依然可以遊刃有餘，再怎麼艱難，都不為所困。如果在垓下被圍的，換成是劉邦，當他殺出重圍，最後逃到烏江，又會怎麼樣？顯然劉邦絕對不會「無顏見江東父老」，他沒這種問題嘛！對不對？他逃到烏江，回頭一想，想到自己逃得這麼狼狽，可能還覺得好好玩！好玩，事情就困不住他；你那麼認真、凡事那麼較真，最後就可能把自己給逼死。
:::本書簡介:::引用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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