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歷史學者呂旻晉導讀 @ 聽書 Reading by listening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作者：邁可．桑德爾

原文作者：Michael Sandel

譯者：樂為良

出版社：雅言文化

出版日期：2011-03-01

--------------------

導讀：歷史學者呂旻晉

◎內容簡介

　哈佛大學唯一公開課

YouTube 點閱率過百萬

學生人數打破哈佛375年校史所有紀錄

　在高等教育，桑德爾教授的「正義」課堂是一則傳奇。1980年第一次開課，學生只有15人，近年則每每破千，總是比第二熱門課還多出四五百人，累計學生人數已超過一萬五，桃李遍及各界菁英。

　2009年，哈佛決定把這門課向全球公開。作者不只把教學內容寫成本書，上課實況還被剪輯成12個鐘頭，在美國公共電視播出。大學課堂整學期實況向公眾播放，這是美國電視史上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僅有的一次。

　這12個鐘頭在網路上被瘋狂轉寄。整個2010年下半年，日本、中國、韓國都在討論「桑德爾熱潮」，成為一大文化現象。他到東京演講，黃牛票竟然要價500美元。在中國，網友自動為畫面加上中文字幕，把上網「淘課」變成新流行。《中國新聞週刊》因此在2010年底將桑德爾選為年度「最有影響力人物」。

　書名雖然標榜正義，重點卻是思考力的訓練。作者有教學天才，新聞事件信手拈來都是正義思考的案例。要解釋康德，他使用柯林頓偷腥案。要解釋羅爾斯，他搬出伍迪艾倫。

　要把理性帶進公領域，公民必須把自己的正義觀說出道理，不能只是「我說我對就是我對」。本書目的正是邀請讀者做個自我檢視，搞清楚自己抱持哪些信念，何以抱持這些信念。有了理性思辨，民主對話才能向上提升，不會一直停留在互嗆叫陣的層次。

◎作者、譯者介紹

　○作者簡介

　　邁可．桑德爾 (Michael Sandel)

　　又譯沈岱爾，1953年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當代知名哲學家。成名甚早，28歲在牛津寫成的博士論文《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於1982年由劍橋大學出版，即被公認為批判羅爾斯與自由主義的代表作，被譯成八種語言。

　　33歲獲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Harvard- Radcliffe Phi Beta Kappa Teaching Prize)。2008年獲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特別成就獎。

　　我們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書中可以讀到偉大教學者的一流修煉。他尊重人人的思考力。不灌輸，只引導。他帶領讀者，在直覺反應與正義原則之間，來回思考。

　　身為知名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很早即對公共事務有濃厚興趣。他在加州讀高中，17歲擔任學生會主席，即曾邀請雷根總統(當時還是加州州長)來校與他同台對談。

　　論者經常將他歸入社群主義陣營。但他不喜歡社群主義這個標籤，比較喜歡「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

　　哈佛正義課網站：www.justiceharvard.org

　○譯者簡介

　　樂為良

　　資深文字工作者，譯著包括《數位神經系統》、《六標準差》、《鮑爾風範》、《販賣債務的銀行：揭開美國次級房貸與卡債風暴的內幕》。

◎目錄

1、福祉、自由、美德 / 三個出發點

　　怎麼做才符合正義？哄抬物價、紫心勳章、華爾街紓困案，這些都是引發辯論的真實案例。在案例與原則之間，如何來來回回再思考，「電車問題」即一例。

2、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 功利主義

　　邊沁思想體系好像少了點人性，其邏輯在今天的政府、企業決策卻俯拾皆是。彌爾試圖加以挽救，大力標榜自由，並為快樂區分高低級。

3、我身我命歸我有 / 自由至上主義

　　經濟學界有海耶克、傅利曼，哲學界有諾齊克。支持小政府，主張人民有權選擇安樂死和器官買賣，反對有錢人多繳稅，反對強制騎機車戴安全帽。

4、募兵制與代理孕母 / 市場的角色

　　民意不支持徵兵，認為違反自由，盧梭卻看法相反，主張募兵才腐蝕自由。在「世界是平的」時代，懷孕就像服務業，也外包到印度了。

5、人權是普世價值 / 康德的自由主義

　　挑選冰淇淋口味不算真自由。人是目的，不可被當作手段，所以自殺與殺人同樣不道德，一夜情是互相侮辱。柯林頓偷腥雖然不對，有一點卻符合道德。

6、為底層爭平等 / 羅爾斯的自由主義

　　不必均貧富，但是輸贏差異應該要以有利於社會底層為前提。贏家只能有「合法期望」，不能主張「道義應得」，因為天賦、努力、生逢其時都有運氣成份。

7、特定族群的大學門檻 / 優惠待遇

　　如果說，進榜資格與「道義應得」無關，大學何不乾脆把新生名額拿來競拍，爸媽多捐錢小孩就能進大學？爭議正顯示，正義問題有時很難不牽涉到美德。

8、適才適性適本質 / 亞里士多德

　　長笛吹最好的人應該拿到最好的長笛，因為長笛之目的就是吹奏好音樂。語言能力的目的就是道德審議，所以人必須成為公民，才能邁向良善。

9、有歸屬就有責任 / 社群主義

　　如果自由主義是對的，人具有自由獨立之自我，日本、德國的戰後世代就不必為二戰罪行道歉了。

10、從美德到共善 / 重建公民意識

　　只說尊重他人選擇，不對道德爭議表態，就不足以構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只說幫助弱勢，不談公共領域空洞化，亦難以說服有錢人多繳一點稅。

◎序──中文版編者識

　　近年美國名校紛紛將自家的名師名課在網上公開，始作俑者應該是麻省理工學院2002年啟動的「開放課程計劃」(MIT OCW)。各大學紛紛跟進，一來是拿出自家教授的教學看家本領，大大有益招徠一流學生；二來是高等教育既受人民供養，當然也應該走出象牙塔，直接供人民取用；三來是為了增進交流創新。

　　幾年來，在YouTube.Edu、Academic Earth等網站，還有iTune U上面，已陸續出現不少點閱率超高的明星教授。本書作者桑德爾是一位，其他尚有麻省理工的Walter Lewin，這位七十五歲老先生在課堂上又盪鞦韆，又騎三輪車，教大一物理。另一位網上名師是個八十五歲老太太Marian Diamond，在柏克萊加大講授解剖學。

　　耶魯、史丹福、麻省公開的整學期課堂錄影都有好幾十種。哈佛卻只選擇公開桑德爾的正義課，而且時間比其他名校名課都晚。為了求好心切，哈佛選擇和波士頓WGBH電視台合作，使用專業的剪輯，專業的三機攝影(其他公開課往往只有一機)，而且還是HD高畫質。所以，它的畫面質感與師生互動精彩度，非目前其他公開課可望其項背。

　　這堂課在哈佛課程目錄上的全名是「Moral Reasoning 22: JUSTICE」，全學期共24堂課，每堂50分鐘。網上流傳的十二集，一集55分鐘，是WGBH剪輯的結果。拍攝時間是2005-06年，哈佛於2007年先對校友公開，2009年又透過美國公共電視播出，同時上傳YouTube等網站，向全世界公開。

　　YouTube上有哈佛提供的完整英文字幕。許多中國大陸的入口網站都有網友自譯的簡體字幕。除了網友轉寄，許多國家的電視頻道，包括日本的NHK、英國BBC、韓國EBS，也應觀眾要求，在頻道公播。不過因為它是公開課，任何機關學校要從網路下載，做非商業性放映(但不是頻道播出)，都沒有版權問題。哈佛為它專設的網站www.justiceharvard.org上，有為每一集提供討論指南，歡迎教學者與讀書會使用。

　　這本書的內容與YouTube上的十二集有何不同？首先，許多課堂上的笑點，或桑德爾過人的風度翩翩，當然較難躍然紙上。例如柯林頓偷腥那一段，在YouTube上(第七集)是直接呈現電視畫面，讓觀眾直接看到柯林頓表情的義正詞嚴、眾議員的咄咄逼人、律師的左支右絀，效果就很難用紙頁複製。

　　但是，課堂上的思辨過程主要是倚賴師生互動，不像寫書是作者可完全掌控，所以本書在邏輯上的完整度、緊密度，也非YouTube可比。舉例，第一章為了闡述正義思考三個出發點，先丟出價格哄抬、華爾街紓困案、紫心勳章三個實例，不像YouTube是直接進入電車問題。書在闡述完電車問題之後，又以同一問題的真實版「阿富汗牧羊人」做比較，也是YouTube上所無。又，「康德」章中精彩的四問四答，YouTube上也沒有。

　　另外，書中引用的許多故事，例如勒瑰恩〈從歐梅拉斯出走的人〉、馮內果〈哈里森．柏吉朗〉、羅伯．甘迺迪的「國民生產總值」演說，在YouTube上也是沒有的。因為這些是給學生的閱讀作業(桑德爾指定的閱讀作業很大量)，是分組討論(助教主持)和學生寫報告的素材，因此在大禮堂授課之中就沒有出現。

◎內容連載

第一章福祉、自由、美德 / 三個出發點

2004年夏，查理颶風從墨西哥灣虎虎撲向佛羅里達，橫掃全州進入大西洋，造成22人死亡，財物損失高達110億美元。風雨過去，緊接就颳起一場「物價哄抬」大辯論。

冰塊一袋平時只賣兩元，颶風過後，奧蘭多的加油站卻開價十元。當時是八月半，冰箱與冷氣機停電都不能用，許多人為了買冰塊，只好乖乖多花幾倍錢。樹木倒塌一大堆，電鋸和屋頂修理工雙雙需求遽增。屋頂上有兩株倒下的樹需要移走，包商開價兩萬三。平時賣兩百五的小型家用發電機，商家這時哄抬到兩千。為了躲風災，七十七歲老太太帶著老伴與身障女兒到汽車旅館投宿，平時一晚四十的房價這時竟然飆到一百六。

高漲的物價激起佛州民怨。《今日美國》標題說：「颶風才去禿鷹就來」。受訪居民說，要清掉一株倒在屋頂上的樹，費用竟然高達10,500美元，這是不對的，是「發災難財」。州檢察長克里斯特(Charlie Crist)也同意：「我覺得不可思議，人的靈魂到底要貪婪到哪種地步，才會想去佔苦難鄉親的便宜。」

佛州本來就有「反哄抬法」。災後，州檢察署接獲兩千多件投訴。有些有成案，像西棕櫚灘就有一家戴斯旅館，不只必須退還超收的錢，還必須繳罰款七萬。

不過，就在檢方出動，準備拿法律向商家問罪時，經濟學界卻冒出一種聲音，說「反哄抬法」與民眾之怒都於理無據。在中世紀，哲學家和神學家認為商品交易應該憑著「公道價格」(just price)，至於價格公不公道，則是由習俗或商品內在價值去決定。經濟學家卻認為，在市場社會，價格應該全憑供需決定。根本沒有「公道價格」這回事。

自由市場派學界大老湯瑪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投書佛州《坦帕論壇報》，說哄抬物價「是強烈情緒用語，經濟學上不具任何意義，學者嫌麻煩不去碰這個議題，是怕淌渾水。」他在文中振振有詞，說「物價哄抬」如何有益佛州人民。「每當物價遠超出平時習以為常的價格，哄抬的指控就會冒出。」但是「平時習以為常的物價水平」在道德上卻非神聖不可侵犯，既不比他種市場條件(包括風災後的市場條件)所促成的價格更「特殊」，也沒更「公道」。

索維爾主張，漲價有漲價的好處。冰袋、瓶裝水，屋頂修理，發電機和旅館房間變高價，既可抑制其消費使用，又可增加外地廠商的供應動機。冰塊在佛州停電的炎炎八月天既然賣價高達每袋十元，冰商就會加緊產製運來。索維爾解釋，這種價格不能說不公道，它只是反映買賣雙方在交易當下的價值選擇而已。

市場派健筆傑夫‧傑克比(Jeff Jacoby)亦在《波士頓環球報》的專欄中提出反對「反哄抬法」的類似理由：「凡是市場可以承受的物價，就不算哄抬物價。這種物價既不貪婪也不無恥。這是自由社會對商品和服務的處置方式。」他承認「物價飆漲激起民怨，尤其是對災民。」但是，民怨卻不構成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的正當理由。看似離譜的高價既然能獎勵供應商生產更多急需品，其實就是「利多於弊」。結論：「妖魔化商家是不能加速災後重建的，放任其買賣才可以加速重建。」

共和黨籍州檢察長克里斯特（後選上佛州州長）亦投書《坦帕論壇報》，捍衛「反哄抬法」：「災民在奔波逃命，在為家中老小尋求基本溫飽之際被大敲竹槓，政府在這種緊急時期是不能袖手旁觀的。」克里斯特亦駁斥這種「無理高價」反映的是真自由的交易：

這不是自由市場的正常情況，買家進入市場並不是自己甘願，並不是憑著供需原則與有意願的賣家談成一個雙方同意的價格。在緊急時期，受迫的買方沒有自由。他們是情非得已才去購買安全住宿這種生活必需的。

查理颶風後的「反哄抬法」大辯論，碰觸到道德與法律上的許多難題：賣方視市場承受能力，利用天災為商品和服務提高價格，這樣有什麼不對嗎？如果不對，法律應該有所因應嗎？怎麼因應？政府是否該禁止物價哄抬，即使這樣會干預到買賣雙方的交易自由？

除了利弊之辨，還有義憤

這些問題牽涉的，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對待方式，也涉及法律的功能為何，社會該如何組成。這些是涉及正義公理的問題。要回答問題，就必須探索正義公理的意義。其實，我們的探索已經開始。仔細檢視「反哄抬法」大辯論，就會發現正反雙方的主張都圍繞三種理念：增進福祉、尊重自由、提升美德。每一出發點都指向正義思考的不同角度。

「市場不該管束」的標準立論有二：一是市場增進社會福祉，因為市場提供誘因，讓民眾願意努力供應別人所需之物。（「福祉」(welfare)指的不只是經濟面，也包括非經濟面的福利安康。）二來，市場亦尊重個人自由，不強加特定價值於產品和服務之上，讓交易民眾自己選擇其價值。

果然，「反哄抬法」的反方援用的正是以上兩種立論。正方怎麼回應？第一，他們不認為在困難時期拉高物價有助於社會整體福祉。即使高價帶來更充足的物資供應，這種好處卻必須拿來和「窮人變成負擔不起」這種壞處做權衡。一加侖汽油、一晚旅館住宿必需多花許多錢，對富人來說只是不爽而已，對收入微薄者卻是真艱困，可能讓他們因此打消逃往安全地帶的念頭，乾脆滯留危境。「反哄抬法」的支持者認為，禍福利害的評估必須把經濟弱勢所承受的苦難也算進去，他們在緊急狀況下可能連身家安全所需也無力負擔。

第二，「反哄抬法」支持者也認為，在某些狀況下，自由市場並沒有真自由。就像克里斯特寫的，「在緊急時期，受迫的買方沒有自由。他們是情非得已才去購買像安全住宿這種生活必需品。」假如你家為了躲颶風，花高價購買汽油或旅館住宿，這絕非心甘情願的交易，而是近乎敲詐。因此，「反哄抬法」是否合乎正義，正反雙方彼此相左的福祉觀與自由觀都需要好好評估。

需要考量的還有另一種主張。「反哄抬法」之所以擁有高人氣，有個比福祉與自由都更直觸肺腑的理由。發災難財的「禿鷹」激起公憤，大家希望見到他們受懲，而不是賺得缽滿盆滿。專家常斥這種情緒為落伍原始，不該拿來干預政策或立法。正如傑克比所言：「妖魔化商家是不能加速災後重建的。」

但是哄抬物價所激起的公憤卻非胡亂發火。這種公憤指向一種值得嚴肅以待的道德主張。它是一種義憤，是因為看見有人發不義之財而生氣。為沒正義、沒公理而怒，是為義憤。

當克里斯特寫道：「人的靈魂到底要貪婪到哪種地步，才會想要去佔苦難鄉親的便宜，」這種措詞觸到的正是公憤的道德根源。他雖然沒有明白將顯惡揚善拿來和「反哄抬法」相提並論，言下之意卻正是一種「美德出發的正義觀」，吾人不妨陳述如下：

貪婪是一種缺德，是惡劣的為人處世之道。貪婪使人漠視他人痛苦，這點更是特別糟糕。不僅在個人的層次是缺德，也違背公民應有的品德。發生災難，美好社會應該同心協力。大家應該彼此照應，而不是搶佔最大便宜。民眾趁危向鄰人斂財取利的社會不是美好社會。因此，過度貪婪是美好社會若有能力就應該予以抑制的一種缺德。「反哄抬法」雖然無法掃除貪欲，卻至少可以約制其最無恥的表現，並標示社會對貪欲的不齒。對貪婪反賞為罰，社會等於是褒揚了「為共善而共患難」這種公民美德。

美德出發的正義觀要具備道德力量，前提就是不可以拿美德無限上綱。有的時候，災區也許應該「接受魔鬼的條件」，付出貪婪獲得肯定的道德代價，讓物價上揚，藉以從遠地引來大批的屋頂修理工和承包商。社會凝聚力擺一邊，先修好屋頂再說。不過重點是，「反哄抬法」的正反之辯不只涉及福祉、自由，也關乎美德，也就是要怎麼去培養一個美好社會所繫的態度、氣質、性格。

有些人不太能接受美德出發的正義觀，包括「反哄抬法」的支持者在內。原因，是美德比福祉、自由都更牽涉到主觀好惡。政策能否加快經濟復甦，能否刺激經濟成長，這種問題不必牽涉到主觀好惡。背後的假設是大家都喜歡收入多多愈善，別人想要怎麼花錢也不需你去評斷。同理，問災民在緊急時期有沒真自由，也不必幫災民的選擇做是非判斷。重點是自不自由，有沒受迫，到什麼程度。

偏偏美德出發的正義觀卻是建立在「貪婪是缺德，政府應勸阻」這種是非判斷上面。但是，誰能決定何為美德何為惡行？多元社會中，公民對這種問題不應該各持己見嗎？立法把主觀判斷強加人民頭上，不是很危險嗎？基於這些顧慮，許多人認為政府在美德缺德的判斷上面應該保持中立，既不宜出手去培養好態度，也不該對壞態度加以勸阻。

因此，探索我們對哄抬物價的反應，就會發現我們心裡其實很矛盾。我們義憤填膺，因為有人賺到不該賺的錢，靠災難發財的貪婪應該受懲，不該得到獎勵。同時，又怕美德缺德的主觀判斷被寫進法律。

這種兩難凸顯了政治哲學的一個大哉問：具備正義與公理的社會應不應該設法為其公民提振美德？還是說，法律應該在形形色色的不同美德觀之間保持中立，由公民去自主選擇最佳為人處世之道？

根據教科書的說法，政治思想的古典與現代正是被這種大哉問一刀切開。就一個重要層面，教科書說對了。亞里士多德告訴我們，正義是人人各得其應得。決定誰得多得少，就必須決定哪些美德值得推崇獎勵。亞里士多德堅信，不先思考什麼是最佳的為人處世之道，就無從得知什麼是正義。對亞里士多德而言，法律在良善人生的問題上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

不同於亞里士多德，現代政治思想家從十八世紀的康德到二十世紀的羅爾斯，都認為界定個人權利的正義原則不該建立在特定的美德觀或最佳處世之道之上。尊重人人對良善人生的自主選擇，才是正義社會。

因此就有一種說法，古典正義論是源於美德，現代正義論則從自由出發。未來幾章將深入探討兩種出發點的優劣。但是有一點要先點出來，這種一刀切是有誤導之虞的。

因為，如果我們把眼光移轉到當代，檢視一般男女（而不是哲學家）有關正義公理的政治辯論，就會發現很難把美德切割出去。沒錯，爭辯的重點多半是如何促進富裕，怎樣才算尊重個人自由，至少乍聽是如此。但在福祉與自由的論述之下經常有另一套信念乍隱乍現，關於何種美德值得推崇獎勵，美好社會又應該提倡哪種處世方式。這套信念有時與福祉、自由若合符節，有時卻又分道揚鑣。好像吾人再怎麼專心致志，只問福祉自由不問美德，還是很難擺脫正義的主觀判斷成份。正義一定會涉及美德與選擇，這種信念是根深柢固。什麼才是最良善的為人處世之道，這彷彿是正義思考所無法迴避。

紫心勳章

在某些議題上，美德與榮耀的可商榷之處實在太明顯，想迴避都迴避不了。一例就是最近的紫心勳章之辯。從1932年起，在戰鬥中被敵方打傷或打死的美國軍人都可被軍方頒授紫心勳章。這個勳章不只代表榮耀，還讓受勳者在退伍軍人醫院中享有特別待遇。

美國攻打伊拉克與阿富汗之後，有愈來愈多的退伍軍人被診斷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並接受相關治療。症狀包括連夜惡夢、重度憂鬱、自殺。據報告，飽受創傷壓力與重度憂鬱症所苦的退伍官兵至少有三十萬。他們的代言團體提議，政府應該頒給他們紫心勳章，因為心理受創之苦至少並不亞於身體受創，心理受創的戰士當然也有資格獲得紫心勳章。

美國國防部請一個顧問團研究過後，於2009年宣布：紫心勳章依然還是只頒贈身體受創者。精神失調與心理創傷的退伍軍人雖然有資格享有公費醫療與殘障給付，卻還是不能獲頒紫心。國防部提出二個理由：一是創傷症候群並非敵軍故意造成，二是精神病症難以客觀診斷。

國防部這個決定對不對？兩個理由本身就有點牽強。伊戰中獲頒最多紫心的傷害就是震破耳膜，通常是因為近距離有炮彈引爆。但不像子彈炸彈，這種爆炸亦非敵軍意圖傷人或殺人之舉所引發，就像創傷後心理壓力，也只是戰鬥的連帶副作用。受創後心理失調也許不如斷手斷腳那麼好診斷，傷害卻可能更嚴重更持久。

爭論一直下去，透露真正的癥結是勳章與它所表揚的美德意涵。到底什麼才是值得表揚的美德？紫心不像他種勳章，表揚的是犧牲而非武勇，並不需要什麼英雄事蹟，只需為敵所傷就算。問題是哪一種傷才算數。

有個叫「紫心軍團」的退伍軍人組織就極力反對贈勳給心理受創者，主張這種贈勳無異貶低勳榮。該組織發言人說，受勳的基本條件應是「流血」。他並未解釋為何無血之傷不算受傷。力挺心創者的前陸戰隊上尉波德魯(Tyler E. Boudreau)分析得一針見血。他認為，反對聲浪是來自軍方根深柢固的一種看法，認為創傷後壓力等於脆弱。他說：「要求戰士堅忍不拔的文化，骨子裡是質疑戰爭暴力是傷得了健全心理者的…真可嘆，只要我們的軍事文化對戰爭的精神創傷依然暗中歧視，這群退伍軍人就不可能獲頒紫心。」

因此紫心之辯絕不僅是一場真傷假傷的臨床醫學之辯。核心其實是有關品德與武勇的各種南轅北轍的看法。堅持流血之傷才可獲勳的人相信，創傷後壓力代表脆弱，不值得表揚。挺心創者的人認為，飽受長期創傷與重度憂鬱所苦的退伍軍人也是為國犧牲，就跟斷手斷腳一樣值得表揚。

紫心之辯正好是亞里士多德正義觀背後道德邏輯的一個顯例。不問清勳章到底表揚的是何種美德，就無法決定誰可以獲勳。要回答勳章表揚何種美德，就必須好好評斷有關性格與犧牲的各種歧見。

也許有人會說，勳章是特例，是古老榮譽觀的迴光返照。現代有關正義的大多數辯論則不同，都是涉及繁榮果實或困境負擔該如何分配，公民基本權利又該如何界定。在這些領域，福祉自由才是主要考量。但是，經濟安排的是非對錯也難免要回到亞里士多德，去問誰的道義應得是多少，以及何故。

華爾街紓困案

2008到09年間金融風暴引發的公憤正是一例。股市房市連漲數年。房市泡沫一破，末日就降臨了。華爾街銀行與金融機構曾把房貸包裹成五花八門的複雜投資，海撈數十億，如今那些房貸價值瞬間化為烏有。一度光鮮耀眼的華爾街業者瀕臨崩潰。股市狂跌，不只害慘大戶，也殃及尋常百姓，把市井小民的退休帳戶價值腰斬。2008年，美國家庭總財富流失了11兆美元，相當於德日英三國加總的一年生產毛額。

2008年10月，小布希總統請國會撥款七千億美元，金援大銀行與金融機構。好日子自己吃香喝辣，歹時機就要納稅人買單，看起來太不公平了。美國卻無其他選擇。金融業者已經成長太過，與經濟的每一環節都太盤根錯節，一倒可能會拉整個金融體系一起陪葬，等於已「大到不能倒」。

沒人主張金融業者是憑功德應該拿這筆錢。法令督導不足，讓他們可以膽大妄為賭紅了眼，才搞出這一場危機。但紓困案正是整體經濟禍福凌駕於公平考量之上的一例。國會儘管不情不願，還是同意撥款。

接著是紅利。紓困金開始流進，就有報導揭露，拿政府錢的幾家業者正準備以數百萬紅利犒賞主管。最叫人震驚的莫過於保險鉅子美國國際集團(AIG)，它正是被旗下金融商品部門的狂賭害慘，是靠政府大筆金援（1,730億美元）才活下來，如今竟然要賞一億六千五百萬的紅利給釀禍部門主管。紅利過百萬的員工多達73位。

這則新聞掀起一場抗議風潮。這次公憤不是為了十元冰袋或什麼高收費旅館房間，而是為了納稅人的大筆錢憑什麼用來獎勵金融風暴禍首部門的員工。這太不對勁了。雖然美國政府持有80%股權，執行長亦由政府派任，財政部長卻勸不動他撤回紅利。執行長回說：「如果員工相信其工作報酬必須受制於政府持續且隨意的增刪，公司就留不住一流人才。」他說，公司需要一流人才幫忙清理不良資產，這樣對納稅人比較好，畢竟絕大多數股權是在納稅人手上。

民憤一發不可收拾。一向走聳動路線的《紐約郵報》以斗大標題「慢著，你們這些死貪心鬼」抓住人民的情緒。眾議院通過法案，要對所有紓困對象企業的員工紅利徵收90%的超高稅率，想把付出去的紅利搶回來。在紐約州檢察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的施壓之下，領到AIG高紅利的前二十人中有十五人同意繳回紅利，讓政府收回五千萬美元。此舉雖然有緩和一些民憤，也讓超高稅法案在參院所獲的支持大減，卻也讓人民不想再花更多公款清理金融業者留下的爛攤子。

紓困案引發的民怨核心是不正義之感。在紅利的新聞爆出來之前，民意對紓困案就頗有疑慮，也有反對聲浪。人民覺得兩難，一方面既需要預防經濟災難殃及全民，一方面又覺得撥大錢給失敗的金融業者是太不公道。為了防災考量，國會與人民還是決定讓步。但在道德上，紓困案卻就頭到尾都很像敲詐。

民憤背後是一種對道義應得(moral desert)的信仰，拿紓困的企業與拿紅利的主管都沒資格拿。為什麼沒資格，細想想理由卻沒那麼明顯。兩個可能的回答，一是貪婪，一是失敗。

民憤的源頭之一是紅利憑什麼用來獎勵貪婪，如《紐約郵報》標題所示。人民認為這簡直可鄙。不只是紅利，還有整個紓困案都予人變態之感，貪婪竟然不必受懲，而且還有獎金可拿。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員為了追求更高獲利，投資不顧風險，陷公司與國家於險境。賺錢時錢放自己口袋，虧錢虧到破產竟然還有臉領百萬紅利。

痛斥貪婪不只是小報，連官員也在罵，只是措詞比較得體。參議員布朗(Sherrod Brown：俄亥俄州選出，民主黨籍)說AIG的行為「予人的觀感是貪婪傲慢，而且還更糟。」歐巴馬總統則說AIG「就是因為膽大妄為，貪心不足，才會陷入財務困境。」

「貪婪不該受賞」的說法有個問題，就是沒辦法將紓困之賞與市場多頭之賞做出一刀切。貪婪是缺德，是壞態度，是對獲利過度一心一意的渴欲。難怪大家不太想予以獎勵。但是，難道就有任何理由認定如今紓困金紅利的領取人有比當初意氣風發賺更多錢之時還要貪婪嗎？

華爾街的交易員、銀行家、避險基金經理是衝衝衝型的人。其維生之道就是追求金錢。且不管其志業有沒污染其品性，這些人的道德水平應該不可能隨股市起伏才是。那麼，如果以紓困金獎勵貪婪是大錯特錯，市場更慷慨的獎勵難道不也是大錯特錯嗎？2008年，華爾街的業者（其中不乏靠納稅人的錢而得以存活的）總共發放160億美元的紅利，老百姓很生氣。這個金額卻不到2006年（340億）與2007年（330億）的一半。如果如今沒資格領紅利的理由是貪婪，當年又根據什麼才有資格？

一個明顯差別是紓困金的紅利是納稅人的錢，前幾年的紅利則來自公司盈餘。但是，如果民憤是基於「貪婪憑什麼受賞」，資金來源就不該構成道德上的決定因素。但是「納稅人的錢」這一點的確拉出一條線索：紅利之所以由納稅人買單，是因為這些公司是失敗者。這下道破了民怨是為哪樁。人民反對的不是紓困金用來獎勵貪婪，而是紓困金用來獎勵失敗。

美國人一向對失敗比對貪婪更敵視。在市場驅導的社會，企圖心旺盛的人本來就應該孜孜求利，自利與貪婪之間的界線一向模糊，成功與失敗之間則可以一刀切。美國夢的核心，就是成功者有資格坐享其成。

歐巴馬總統雖然曾在發言中對貪婪略帶一提，卻很清楚「失敗竟然有賞」才是歧見與民憤的更深層原因。他在宣布紓困對象將承受主管報酬上限之時，為民憤的真正來源做了以下闡述：

這是美國。我們不貶抑財富，不對成功心生嫉妒。我們絕對相信成功應該受到獎勵。如今人民之所以不悅，也有十足理由不悅，是金融界主管竟然憑其失敗獲得獎勵，而且獎勵還是納稅人出錢。

有關紓困案的道德是非，發言最怪異的是參議員格瑞斯里(Charles Grassley：愛荷華州選出，共和黨籍)，一位來自中西部的財政保守派。在紅利吵得最不可開交之際，他接受愛荷華州電台訪問時說，他最惱的是金融界主管憑什麼搞砸了還死不認錯。他說：「如果這些人能學學日本人，向美國人民深深一鞠躬並說聲對不起，再來個辭職或自殺，我對他們的觀感可能會好一點。」

格瑞斯里後來解釋，他並不是要催誰自殺，而是要金融界主管為失敗負責，表示悔過，並公開道歉。他說：「都沒聽到半個執行長道歉，要我選區的納稅人繼續源源不絕剷錢出門實在很難。」

格瑞斯里的評論佐證了我的一種直覺，民憤的重點並不是貪婪。紓困案激起民間義憤，是為了人民繳的稅憑什麼拿來獎勵失敗。

如果民憤的重點是失敗，就應該追問，「失敗者不該拿紓困金」這種觀念是否合乎公義。金融危機真的是被那些執行長與投資機構高階搞出來的嗎？他們本人可不這麼想。他們在國會中做證，都堅持自己已經依據當初有的資訊做了最大努力。像2008年倒閉的投資業者貝爾史登(Bear Stern)，前執行長就對調查委員會說，他也想過能否做得更好，結論是他已盡了力：「我只是一籌莫展，我無力扭轉局面。」

其他失敗公司的執行長也都這麼說，都堅持自己是金融海嘯的受害者，海嘯全在他們掌控之外。年輕交易員的態度也差不多，不太能懂自己領紅利為什麼應該引起公憤。有一位跟《浮華世界》雜誌說：「誰也不同情我們，但我們又不是沒打拚過。」

「海嘯」比喻變成紓困案用語的一部份，金融圈尤其喜歡掛在嘴邊。如果這個比喻有理，這些金融機構不是敗在決策錯誤，而是更大的經濟狂瀾來襲，就能解釋為什麼這些人沒露出格拉斯里參議員想看到的悔意。但是，「海嘯」比喻也指向另一個牽連廣泛的問題，關於成敗與正義。

如果，2008、09年的慘痛損失應該以龐大、系統性的力量來解釋，早幾年的天大利潤不也該認定是由同樣力量所推動？如果歹年冬要怪天氣，陽光普照時的大豐收怎能說是多虧了銀行家、交易員、華爾街主管的才能、智慧、努力？

面對民憤，華爾街主管辯解，投資盈虧並不全靠他所做所為，也要受他掌控外的力量所左右。這麼說也許不無道理，但如果是事實，景氣好時這些主管有沒資格大賺特賺，就頗堪玩味了。當然，九○年代與二十一世紀初，金融業的表現之所以如此亮麗，原因的確不一而足：冷戰結束，貿易與資本市場的全球化，個人電腦與網路的興起，等等。

2007年美國大企業執行長的薪酬是一般勞工的344倍。執行長到底是憑什麼拿得比員工多那麼多？執行長大多很努力，在工作上發揮才智。但是想一想：在1980年，執行長薪酬也才是員工的42倍而已。1980年的執行長難道是在才智與投入程度上不如今天的執行長嗎？還是說，薪酬懸殊反映的其實是無關才智技能的其他因素？

或者拿美國與其他國家比一比。美國一流企業的執行長平均年收入是1,330萬美元（2004到06年的數據），歐洲執行長則是660萬美元，日本150萬美元。美國執行長的功績難道是歐洲執行長的兩倍，是日本執行長的八倍嗎？還是說薪酬懸殊其實反映出心血與才能之外的因素？

紓困案在2009年初在美國激起的公憤，表現出一種普遍看法：走險路把自己企業搞垮的投資者不配坐領百萬紅利。這種「貪婪者怎能分紅」的觀點卻衍生出另一問題：景氣好時該怎麼分紅？難道成功者就有資格坐享市場大禮？還是此一大禮既來自他不可控的因素，當然也非他能獨享？既然分紅來自納稅人的錢，這對歹時機的公民義務有何意義？對好時機的公民義務呢？金融風暴會為這些大哉問帶來什麼樣的公開討論，且讓我們拭目以待。